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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康宜

孙康宜祖籍天津,1944年生于北京,台湾东海大学外文系毕业,后进入台湾大学攻读美国文学。1968年到美国留学,先后获图书馆学、英国文学、东亚研究等硕士学位,197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现任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和东亚研究所主任。孙康宜的研究领域跨越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女性文学、比较诗学、文学批评、性别研究、释经学、文化美学等多个领域。

拿到《把苦难收入行囊》这本书,我一下子感到时光迅疾地消失于语言的链结中。2002年的7月,我在耶鲁访问的时候,孙康宜教授和我说起过,她正在写一本书,有关自己的早年生活,全家在台湾白色恐怖中的遭遇。
如今她的作品出版了,站在今天的高度,她会以怎样的心态回首自己的往日,她往日的记忆对她人生的展开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此书给了我们一个契机,站在语言的岸边,眺望她丰富的人生。
蓝黑两色相间的封面,给我的感觉是夜与昼交替的瞬间。黑色包围着一行行蓝色的语词:“往日的苦难好像旅途中一直携带着的行囊一般,那是我不愿也不能忘却的东西……我以为从前幼时所遭遇的患难是我生命中的缺陷,但现在发现那才是我心灵的资产。”
坦率地说,谁的人生都不会是一条坦途,把苦难当成财富也是人们用以自勉自励的常理,问题在于道理常常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多少人可以做到把自己的苦难演变成心灵的财富,而不是被苦难的阴影侵蚀了生命的脉络?让生命在幽暗与狭窄的局限中耗散了锐气和精华。而从孙康宜看似平坦的学人生涯中,其实矗立着“奇峻”的峰峦,这不仅仅是命运的鬼斧神工,因为命运无法摆脱一个顽强的合作者,“奇峻”就成了她们合力塑造的结果。
苦难对生命的扼制只有关爱才能缓解。那是乌云上镶着的金边,乌云越黑,金边越亮,孙康宜从小就记住了乌云上的那道金边,这是她不幸中最大的幸运。
1950年初,他们从台中搬到台北不久。她的父亲被冤枉成政治犯,铁窗十年,她和母亲弟弟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失去父爱的日子,她更加感受到了母爱的坚韧和不屈,在行路难的困顿中,不仅要看世人的冷脸,甚至要听亲人的冷语:“诅咒其父,连骨灰都回不来。”但是依然还有恩师蓝顺仕对她们全家的雪中送炭般的情谊,即使在探监途中,她记住的不仅是从高雄到台北的颠沛长途,换来的是十几分钟相见的辛酸,还有萍水相逢的三轮车夫对她们一家的同情,免收她们的车费。
显然,把《苦难收入行囊》不仅为了控诉“白色恐怖”的险恶,世态的炎凉,人性的复杂,更是为了抒写人的不屈与坚韧、善良与尊严。
从一个紧握着母亲的手,在困顿中顽强跋涉的少女到一个春风化雨的名校教授,有着广泛的学术兴趣,在六朝文学、明清诗词和性别研究等多方面都卓有建树的知名学者,这两者之间相隔着千山万水,孙康宜是如何穿越的,从《语言的夹缝中》中,不难看出一些端倪。
孙康宜在高雄女中读书时,有一个绰号叫做“沉默的班长”。因为她的国语带着台湾腔。那段有关台湾口音的尴尬经验,又是她记忆中一个可怕的阴影。“我当时简直得了失语症,我发现自己在逃避母语,而远离母语的方法之一就是开始日夜啃读英文。”
此后她把英语当成了诺亚方舟,孙康宜如母语般应用自如的英语,竟然是在摆脱台湾腔国语的尴尬中练就的。看来在成为一个知名的学者前,她就是一个不凡的少女,这个少女有能力把命运投下的苦难炼成财富。她的履历就是一份证明。
移居美国后,孙康宜一口气读了三个学位:英国文学、图书馆学、东亚研究。197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和系主任,现任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和东亚研究所主任。
一个华裔女性担任耶鲁东亚系的主任,这在耶鲁三百年的历史上,是首开先河的。1990年孙康宜教授和她的学生苏源熙教授联合发起,由60多位美国学者合作,开始了美国汉学界前所未有的翻译工程:《中国历代女作家选集:诗歌与评论》的选编和翻译,这项浩大的学术工程意义深远,让中国女性的作品进入了世界女性作品经典化的行列。教学之余,孙康宜本人的写作成果颇丰。著有《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耶鲁潜学集》、《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等作品集。
耶鲁如一部迷人的影片,诱人的镜头在我眼前一一掠过,最后的一组镜头就是孙康宜的家。她的家离耶鲁有半小时的车程,坐落在葱绿的草木中,恬静而安适。她的书房有近百平方米,几乎就是一个小型图书馆。普林斯顿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的职务是辞去了,而“书屋馆”的职务是终身的,而且她是一个拥有五张书桌的馆长。
孙康宜告诉我,朋友称她是拥有五张书桌的女人。为什么是五张书桌呢,她一一道来:一张放新到的书报、杂志,以便阅读归类。一张是学术专用桌,在灵感奔涌时,可以随时伏案记录。一张是电脑桌,每天回复大量的电子邮件和上网查询资料。一张是教学专用桌,专门为准备教案和批改学生的论文。最后一张是休闲阅读桌,闲暇时翻翻书屋里的各类藏书。
隐喻是中国诗歌中重要的修辞手法,长年浸淫在中国古典诗歌意境中的孙康宜有一个特别的嗜好,乐于把生活中具象的事务当成一个隐喻。比如从普林斯顿到耶鲁,她把自己的选择看成是一个生命的隐喻。有时甚至是一朵花、一颗红豆、一件衣服,她也会联想成一种隐喻。
1978年的春季,孙康宜和历经劫波终于移居美国的父亲首次相逢。父亲一走进她的宿舍,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袋子,对她说:“这里装的是我26年前在绿岛被关时,捡到的一颗红豆,这些年来,我一直放在身边。现在就送给你做纪念吧……”
现在这颗不同寻常的红豆就珍藏在她书房的玻璃柜中,看到它依然明亮的光泽,她的心异常得平静,孙康宜在书中写道:“红豆给了他(父亲)很大的启示,使他在逆境中仍能体会到人间的温暖,因而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红豆是她父亲超越幻灭的见证,也是她认识爱与信念的生命隐喻。
张爱玲曾说:“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艰难的事。”
这段话自然让我想到了孙康宜,那到底是艰难的事,她做到了,她将命中注定的劫难变成了不同寻常的养料,她将命运投下的黑暗和痛苦变成了追寻自我、完善自我的心灵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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