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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村繁:结缘汉学八十载

2002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首部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全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誉满海内外的国学大师王元化先生亲笔作序。在序言中,王元化先生这样写道:“他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厚感情是从他长年累月对中国文化的倾心研究中产生出来的……这种感情理应受到中国学术界的珍视。”王元化先生笔下这位足以尊享中国学术界珍视的作者就是日本汉学大家冈村繁先生。

对冈村先生的采访是从悬挂在茶室一隅的“汉学泰斗”卷轴谈起的。

记者:作为当今日本汉学届当之无愧的泰山北斗,您是如何与汉学结缘的呢?

冈村繁:哪里,哪里。实在是愧不敢当。这幅卷轴是北京大学的陈曦钟教授手书赠送给我的。出于对老朋友的尊重,我把它挂在这里,权当作是对自己的鼓励。你们这些客人看到,该笑话我这老头儿妄自尊大了。

所谓的“汉学泰斗”,只不过是我读中国书的时间比较长罢了。从孩提时代起,我读的中国书就多过日本书。十二岁之前,我读的书全是中国的。十三岁进入中学后,学校开设有专门的汉文课程,作为国语的一部分。在当时的日本,大部分小孩子都从十二三岁起开始学习汉文,到了二十岁左右,我们对汉文的理解能力和水平已与中国人不相上下。实际上,在英语、德语、荷兰语等外语传入日本以前,日本社会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只学习中国的典籍,其中很多人的见解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中国人。而且,如果没有汉文作为媒介,所谓的“西学”也就无法迅速地传入日本。

记者:在长达近八十年的汉学生涯中,您对汉学研究最深的感悟和体会是什么?

冈村繁:我的汉学生涯跨越了战前、战争年代和战后这三个迥然不同的时代。即使是在不幸的战争年代,日本的大学所开设的中国文学课程仍然是最受学生们欢迎的课程之一。在我记忆中,当时来自中国的老师对于日本的学生们要求十分严格,教训起来一点都不客气,但学生们对于中国老师则是毕恭毕敬,师生之间恪循礼仪,丝毫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

1945年,日本战败。在美国占领下,日本的汉学研究跌至谷底。尽管在两三年后,相关的研究工作就逐步得以恢复,日本的汉学研究也开始重走上坡路,但是坦率地讲,战后出生的人们对汉文的学习和理解已经很难再达到战前的水平。当前日本某些所谓的政治家连基本汉字的日语读音都说错,写出来的汉字比小学生还不如。战后一代的汉文基本功之弱由此可见一斑。

我深深地感到,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被大海隔绝于大陆之外的国家,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都十分贫瘠,如果不是积极接受了来自中国的文化,就无法形成日本自己独特的文化。可以说,日本文化是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文化已经融入到日本人的血液之中,是不能也无法被抛弃和割舍的。无论是现在还是在未来,日本人都不应忘记这一点。

记者:在《冈村繁全集》中译本序言中,王元化先生曾颇具感慨地写道:“如果说中国学术文化的价值并不限于中国自身的话,那么我们对中国学术文化的研究视域也就不能囿于本国范围。就此而言,《冈村繁全集》作为外国的中国文化研究者的全集首次在中国出版,是一件有特殊意义的事情。”十一年后的今天,您认为海外汉学研究对于现代社会的特殊意义究竟何在?

冈村繁: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经典对现代社会尤其是当代日本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日本的年轻人思想上崇尚西方文化,生活方式上越来越向美国靠拢。这就导致现在的日本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学生不懂得尊重老师,青年不懂得尊敬长辈,相互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时只知道以实力决胜负等等。而面对这些问题,中国的先贤早在千年以前就已经通过各种经典将他们的智慧记录下来,并流传至今。所以在我看来,只有通过教育和引导,让现在的年轻人能够以接受欧美文化的那种热情来继续学习和传承中国古典文化和思想,日本才能保持住自己独特的文化,而不至于被全盘西化和美国化。

记者:您一生以传承和弘扬汉学为己任,可以说是著作等身,桃李缤纷。在91岁高龄之际,您对于未来日本的汉学研究和中国的国学研究有何期待?

冈村繁:我这座不大的两层小楼里有一万五千余册藏书,其中不少是我多年收藏的中国珍版古籍。在书架包围之中,是我的一席读书之地。现在,我仍坚持每天阅读中国典籍,而且对中国的国学研究和日本的汉学研究现状也很关注。例如,贵报曾经采访报道过九州大学东英寿教授发现失传千年的96封欧阳修书信的事迹。对于自己的弟子能有如此的成绩,我感到十分欣慰。

近年来,我很欣喜地看到古代经典和传统文化在中国国内呈现出回归和复兴之势。对此,我想用汉语说:“好,好,很好!”

临别时,冈村先生一边亲手为记者拉开车门,一边微笑着说道:“我今年已经91岁了。在有生之年,我还有个愿望,就是能够再去中国看看。真希望能够和您在北京再会。”在街角拐弯处,记者透过车窗,看到一对耄耋老人仍在远处面向车尾鞠躬道别。

(本报东京7月30日电 本报驻东京记者 谢宗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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