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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学与汉学之间

  





  东,清华大学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师从思想家李泽厚,曾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讲学足迹遍及亚美欧澳各洲。致力于美学、比较文学、国际汉学、政治哲学等领域的研究、艺术社会学。发表过著译作品十七种,代表作有专著《西方的丑学》《理论与心智》《道术与天下》《思想的浮冰》等;担任《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中国学术》季刊主编,兼任多种中外期刊的编委,并主持国家图书馆的“中国学术讲坛”。


  这套书的成功得益于中国的持续开放


  对于出版业的同志来说,这套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丛书当然是一项值得称道的成就,而这项成就的取得也要归功于他们罕见的耐心,归功于他们对学术的热忱。30年来,这套丛书历经了江苏人民出版社五任社领导,也一直背负着相当的财务负担;可是这些出版人不光是矢志不渝,而且还越干越带劲、越投入。也正是因此,在这个创办30周年的日子里,我最能够深切体会到,这些出版人比我本人更兴奋。就冲这一点,我们应当首先祝贺他们。


  这项成功的获得,还归功于规模庞大的译者队伍。学术翻译本来就不容易,属于“为人作嫁”的功德。可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有前后不下200位译者,共同支撑了这套书180多个选题。与此相连,这种成功的获得还必须背靠巨大的汉语共同体,我们堪称海量的读者群极大地滋养了中国的出版业。再进一步来说,这种成功的获得,更要仰仗广大读者对于学术的挚爱,通过这种热爱,又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保持着怎样的好奇和关切,这才是这套书强大的民意基础。这些读者是把手中的钞票当成了选票,向我们出版项目投出了赞成票。当然,更加离不开的是这套丛书的原作者,也就是海外汉学的同行们。我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在哈佛的费正清中心向海外的同行们说过,不管你们的具体论点能否被最终接受,你们都以无可辩驳的学术量帮我们维护着学术研究的尊严。


  还有,从更加宏观的角度看,这套丛书的大获成功又决定性地得益于中国的持续开放。正是这套丛书证明了,中国读者反而比一些号称自由国家的人民更开放。比如说,在创办这个丛书很多年以后,我又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创造了“西方日本研究丛书”,因为翻译上的难度,我很想找到一些他们翻译的、赖肖尔以后的西方日本研究经典著作的日文译本。结果,在我选的50种研究日本的书里面,只有5至10本已经翻译成日文。相比而言,在那样一个水平上的汉学书,我们一本不差全都翻译成中文了。所以这就看出来,其实有点出乎世界的意料,中国人在更加心态开放、更加心胸开阔地对待西方国家东亚系的学术成果。


  这套书的意义在于激发、刺激和挑战


  大家说我已经说了很多了,其实我个人的工作不能说微不足道,也算是积累了一点功德,但是无论如何都不敢说是功德无量——尽管我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谬赞,但是我真心愧不敢当。如果说我刘东这辈子的功德就是主持了一套翻译丛书,那我也就是“狐假虎威”了,也就是说海外的同行是“老虎”,我是在“老虎”前边跑的“狐狸”。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已经悲壮地意识到,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也就是我、姚大力、刘迎胜这一代人最是命苦,因为我们是从文化的废墟上开始做我们的学问的。一般来说,一个正常文化语境中的年轻学者,他应该如中国古人说的那样,“读百家书成一家言”。我以前也在报纸上写过,我们这一代人所肩负的使命是“译百家书成一家言”,也就是说,我们要把从鸠摩罗什到王阳明这一千年的文化,压缩到短短一代人中间去完成。而且,不管这个使命有多么艰难,它还显得特别紧迫,因为只要不能完成这个使命,我们就不能够思考出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那么,我们这代人无论怎么努力,都有负于我们自己的时代。


  在这个意义上,出版业的这些朋友有充足的理由来进行庆祝,并且接受我们诚挚的祝贺,可是一旦谈到学界,我们却不能因为引进了别人的研究而同样感到有时间、有理由来进行庆祝。要知道,我们此生是成是败,其实还远在未定之天。而且老说30年,确实,人生有几个30年?说到这个时候,我会黯然神伤,因为正这是套书的成功才强烈地提示我,你的岁月流逝了。无论什么人能把一套丛书真正坚持主编了30年,就算他没有垂垂老矣,他也是老之将至了。从这里,才能看出这套书对我们的意义,事实上这个意义不在于什么成功,而在于激发、刺激和挑战。正因为这里引进的汉学著作证明了我们这些海外同行的水准、原创力,反而使得我们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任务更艰巨了。


  周锡瑞,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早年师从费正清教授,是美国近现代研究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长期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和民众运动,尤其关注中国革命,他的主要著作有《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夜》《百年动荡中的中国家庭》,前两本的中文版都由“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推出,其中《义和团运动起源一书》先后获得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最高奖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现在已经30年了,我想在座的,尤其是记者中,有一些30年前可能都不在,有大部分人都记不起那个年代到底是什么样的。1988年的中国和现在大不一样,当时没网络、没手机,更不用说微信、淘宝,买东西是用钱的,也就是货币,年轻人可能连货币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那个时候,我来中国还是带着一个手提电脑,很罕见的东西,因为当时中国很少有电脑。我也不会打中国字,做笔记是用另外一个小本子手写中国字,电脑里面的文件就是多少多少号。今天,就大不一样了。


  当时我在做的就是农村研究,这个研究出了几篇文章都没发表出来。当时我跑陕北好几个地方,有的农村不通车,要行路几个小时才能到达。也有农村不通电,比较艰难。城市因为改革开放,已经开始有一些变化了,不过变化也不大;知识分子的工资,现在不能想象那个时候的水平。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年代,尤其是知识分子、知识界的整个氛围。当时的“往前看”,是往将来看,不是往金钱看,知识分子、年轻人特别有希望。那时候的文化课也是历史论,追求真理、追求新思想、追求一个新的理解,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自己国家是一个怎么样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就在这个时候,一部分人就想知道,国外到底怎么看中国,有怎么样的对中国的理解。不是说局外人看得准确,更不是说海外的东西就更好一点,只是说是不同的理解,是另外一个理解。把这种理解和国内的理解做一个比较,或许能得出一个更有逻辑、更富有事实的对历史的理解。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了。


  刘迎胜,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兼职教授,曾任中国元史研究会长,精通多种语言,是活跃于蒙元史、内陆亚洲史、西北史与西北民族史、中国伊斯兰文化史、中外关系史、海外交通史等研究领域前沿有影响的国际知名学者。代表作有《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察合台汗国史研究》《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等。


  世界视野中的中国传统学问


  海外汉学和传统中国学问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就是研究对象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第二个共同点是,至少从19世纪开始,海外汉学的重要研究就越来越注重中国的传统文化研究成果。比方说法国汉学,20世纪法国汉学最重要的代表伯希和,我查对过他很重要的著作《圣武亲征录译注》,把元朝的史书《圣武亲征录》译为法文并加注释,这是他的遗著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单读这本书,会觉得他读元朝的史料几乎和中国学者一样,我们看的书他都看。但是,我把他《圣武亲征录译注》中间引用的中国古籍和屠寄写的《蒙兀儿史记》加以对比,有一个粗略的发现:凡是屠寄用过的书他就用过,凡是屠寄没有用的书他也没有用。因此我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就是他做《圣武亲征录》寻找汉文原典的时候,并不是独立地寻找,而是以中国学者的研究为基础来进行寻找的。由此可见,海外汉学在20世纪以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向,就是从中国的传统学问的专家中寻找灵感,钻研他们学术的基础。


  如今,中国的地位对中国传统学问有了新的要求,不但要在自我深耕的土地上继续向前,而且要借鉴了解境外作者的视角、眼光以及研究成果。当然,“他者”大部分永远是不会变成自我的,他者的眼光和自我的眼光可能永远是有差别的。大概上个月,我看到一篇文章,说要让外国人像我们一样思考,我觉得这是荒唐的。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传统,他者的眼光和自我的眼光永远是有差别的。但是,正确地了解海外汉学研究,是建立现代核心生态的基础,是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要了解世界各国同行研究的动态,要能够看到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的同行在哪里?我们的同行就是海外汉学家们。(来源:大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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