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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西方来华汉学家的汉字观

自1807年开始,大批传教士、商人、外交官纷纷进入中国。为使来华人士全方位地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各种外文报刊接连出现。其中,美国人裨治文等创办的英文报纸《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裴来尔、保灵和卢公明等人先后主持创办的《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在来华西方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近40年来,人们对这两份报刊的研究日益深入,关注的领域也日渐增多,但是因为其采用英文编写,前人关注似嫌不足。两刊中有相当多的文字涉及汉字和汉字教学。这些文章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西方人的汉字观,也可以清楚他们的汉字教学理念,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意义。


对汉字的宏观认识

关于汉字的起源,马儒翰(J.R.Morrison)在《汉语书面语》(The Chinese Written Language)(《中国丛报》1834年5月)中认同仓颉造字说,主张仓颉通过俯察万物创造了文字。而之后英国人莫安仁在其《官话汇编》中则主张伏羲造字说。这些观点更多受中国学者的影响,其说服力有待加强。毕竟,汉字形成于长期的社会实践。

在当时的报刊中,西方人同时指出了汉字造字之初的表意性。“汉字显然源自于图画记事,而这些图画将实物以肖像画的形式或者描绘出它们的显著特征的形式速记下来。它们最初是象形的,但逐渐因书写方便或为美观之故而逐渐发展简化,最后变成纯粹的符号。” 他们认为,汉字与西方字母不同,“汉字不是由字母表中的字母构成的,而是由不表音的简单线条构成的。一个只习惯于西方字母体系的人,很难为每一个新的物体和想法构造一个相应的字符或符号。就汉字目前的形式而言,这种语言远非象形文字体系”。汉字与声音无关,见形知意,这一点不同于西方字母系统,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

关于“六书”(Luh shoo, the six writings),汉学家们在《中国丛报》和《教务杂志》中也多有提及。如马儒翰以图文的形式依次阐释了象形、指事、会意、转注、形声和假借,并说“这种分类是比较现代的发明,就像语言的语法规则一样,它的引入是为了整理已经存在的东西,对单词的原始形成没有影响”。此外,裨治文在1850年4月撰写《说文系传》,介绍并翻译了《说文解字》中的“六书”理论。其实,西方汉学家如马士曼(Marshman)、雷慕沙(Remusat)、金璋(Hopkins)、萨默斯(Summers)等人都曾介绍过汉字的“六书”理论,表明这一时期来华的西方人都注意到了汉字“六书”理论。当然,关于六书的英文名称,汉学家们因人而异,叫法也不相同。

此外,关于汉字形体的不同,汉学家们也有介绍。除了介绍汉字形体随时代不同而出现的篆书、隶书、楷书等的风格变化外,马儒翰还提到,“同一汉字还存在许多不同的写法。有时这种形式上的稍微变异并不影响字义——一个汉字的不同写法被用来表示它的不同义项”。这些变异“有些是为了书写的方便,有些是出于简化复杂字形的需要,有些是为了迎合不同文人墨客的品位,他们认为通过对汉字符号的重新组合能更好地表达汉字的意义。有些是因为反复无常的变化引起的,有些是因为缩写,有些是因为书写的疏忽”。汉学家们认为,异体字的表现可以有汉字的变体,即正体、古体、同义字、在某一词义上相同的同义词、俗体和简体六种。


总的说来,以上的介绍多涉及汉字的常识,内容比较基础。同时,我们也能发现,汉学家们有完全不同的观察角度。当然,由于文化上的隔阂,对于很多问题的看法,来华西方人的把握并不够准确全面,比如关于汉字的起源,以仓颉或伏羲造字为结论,显得相对偏颇。

对汉字的微观认识

西方汉学家除对汉字有了较为深入的宏观认识之外,还深入观察汉字的内部结构,形成了诸多看法。

首先字符的位置影响字的含义。构成汉字的字符组合起来后不只表达一种意思,“大多数字符被放置在新的位置上后,就会表达不同的含义,有时是一个全新的意思。有时两个甚至三个字符是同义的,用它们只是为了表达准确。在其他情况下,字符会失去自己本来的意思而表达一个全新的意思”。

与此同时,汉语的书写系统包含两种数量的字符,一种字符数量是一定的,它们代表同等数量的词,这些符号是汉字系统的核心或基础。一种字符数量是不定的,它们被用来表示汉语中的所有其他词。

其次汉语中存在“根字”。如马士曼发现,一个汉字是其他十个或十二个汉字的根(root),这十个或十二个汉字中每一个字都是在这个根的基础上附加一个部件形成的。他把这样的“根”叫作“根字”。用这样的方式由同一个根字产生的字,读音与根字基本相同,只有很小的变化。为进一步求证,他在一位中国助手的帮助下,花费15个月的时间对《康熙字典》所收的汉字进行整理,成功地梳理出了字与字之间的派生关系,发现除了214个部首之外,常与别的部件组合构成新字的字有1869个。这些字是汉字系统的核心。一个根字最多派生出74个字,最少1个。在根字上附加一个部件会派生出一个新字,新字的意义通常与根字不同,但意义有一定的联系。在我们今天看来,“根字”应该等同于形声字中能够单独成字的形旁和声旁。

最后关于汉字的部首,当时来华的西方人亦有论述。1834年5月,《中国丛报》上发表《汉语语言》(The Chinese Language)一文,作者在论及汉字的部首时说,“作为部首的汉字仅有214个,中国人把所有的汉字都安排在这些汉字之下。在这214个基本字符中,有不少是由其他基本字符复合而成的”。马儒翰同样于1834年5月在《汉语书面语》一文中对此有更详细的论述。他说,“部首”是汉字中最突出的部分,欧洲人称之为“基”(keys)或“部首”(radical)。所有同“首”(head)的字归属于同“部”(tribe)。他还指出,汉字 “部首”几乎和它所组成的汉字的读音没有关系,有时它只是无意义的笔画或笔画的组合,或即便部首本身有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并不影响汉字的整体意义。有时刚好相反,汉字中最不明显的部分反而被选作部首,因为其和字的意义相关。但在大部分情况下,部首通常是最显眼的、有意义的字符,承担着将大致字义表达出来的作用。在这些情况中,它们经常和表音的符号组合在一起,这些表音符号会限制由部首表达的汉字字义。就位置来说,部首通常在汉字的左边,有时也会在右边。有些位置不太固定,在上或在下,又有些是分开的,位于字的左右两边或者位于字的上下两端,有些是汉字的外部框架,还有些是复合形式的,每一种位置都不同。

对单个汉字的考察

晚清来华的西方人除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汉字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之外,还对单字展开研究。1841年4月,《汉字四例用法辨析》(Examination of four Chinese Characters)一文指出,“一些汉字会在某些情况下失去原本的意义,而以一种语言符号的形式存在来表示文中的动宾关系”。然后,文章“以”“于”“於”“乎”四个字为对象,通过引用分析《孟子》中的句子进行了论证(该文作者为法国著名汉学家儒莲(Stanislaus Julien),原文为拉丁文,后译为英文)。1846年7月,娄礼华(W. M. Lowrie)在《论“仁”之真义:仁至难言》(On the signification of the character jin: jin chi nán yen)一文中对“仁”这个字的基本意义,及其在其他各领域中的含义进行了细致全面的分析研究。1849年9月,裨治文在《“风”字的解释》(Illustration of the word Fung)一文中,阐述了汉字“风”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及用法。

在当时西方汉学界普遍关注汉字的整体特点及内部结构,部分汉学家对单字的研究,无疑开创了新的研究角度,同时表明这一时期来华西方人对汉字的研究已经逐渐深入,既有对虚词系列的关注,又有对汉字字源和文化内涵的考察,这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个别来华西方人深厚的汉语功底。

(作者李海英、王丹,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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