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瑞士著名汉学家胜雅律教授

胜雅律教授走出瑞士比较法研究所办公楼的时候，特意带了一个小型数码相机。“我们可以在外面拍两张合影”，他用流利的汉语说。看来胜教授兴致不错。在采访之前给他发的电子邮件中，记者已说明这次要谈的主题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想必他已就这个话题作了一定的准备。

　 今年64岁的胜雅律是瑞士乃至欧洲著名的汉学家和法学家，他自1975年到北京大学留学后，就再也没有中断过与中国的紧密联系，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他来说如同亲历。

曾无法就读北大法律系

　　“我经常去中国，而且一直在关注中国的事情，所以要让我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化，我觉得那是一种逐渐的变化，我的感受也是一种逐渐的感受。”采访开始了，记者本来期望胜教授能像某些外国人一样，说出类似于“中国变化太大了，太惊人了”之类的语气强烈的话，并举出不少能反映出其“强烈感受”的事例，没有想到他的回答却很平淡、简短。

　　记者突然想到胜雅律早年是攻读法律专业的，他现在仍以法学家的身份兼职于瑞士比较法研究所。但是他1975年至1977年在北大留学期间进修的却是历史和哲学专业，为什么没进修法律呢？

　　“那时候全中国只有两所大学开设法律系，一个是吉林大学，一个是北京大学，而且法律系是不对外国人开放的，”胜教授开始解答记者的疑问、“当时限制得非常严，我不能与法律系的人有任何交往。虽然当时我住在北大南门第四宿舍，离法学系只有100米左右，但不能同他们联系，不能接触。”

　　他说，如今中国所有省、自治区的主要大学差不多都设有法律系，而且所有系都对外国留学生开放，“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胜教授还讲了他留学期间的一件趣事。那时候在中国的外国人，特别是白种人很少。许多中国人看到他都猜测他是阿尔巴尼亚人，因为当时阿尔巴尼亚是中国最亲密的“战友”。如今在中国的西方人和白种人太多了，不可能再有人猜测他是阿尔巴尼亚人。

提前感知中国变化动向

　　胜教授接着回忆说，对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他其实在1976年末就有某种预感。那时中国官方媒体重新开始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到了1977年，中国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动向就更加明显了。比如到北大图书馆阅览室读书的学生日益多了起来。“1976年我去阅览室读书基本上是孤苦伶汀，很少有人，因为他们都在写大字报。但是从1977年开始，阅览室里逐渐就找不到座位了”。

此外，胜教授清楚地记得，1977年7月21日，新华社发表了一则与法规有关的消息，即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管理条例（试行）》。官方媒体已有多少年没有发布过法规方面的消息了，胜教授认为这意味着中国重新开始重视法制建设了。

　　胜教授表示，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他还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变化，这得益于他在北大留学期间进修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毛泽东的（矛盾论）。

　　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政策，是因为领导人认识到了中国当时主要社会矛盾的变化。在他留学的那几年，阶级斗争被认为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到了1978年，中国领导人认识到阶级斗争不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之间的矛眉”。

　　了证实自己分析得正确，胜教授一边说，一边从随身所带的一叠材料中找出一页纸给记者看。原来这是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总纲第一页。上面写道：“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其他矛盾应当在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同时加以解决。”

改革开放体现深谋远虑

　　教授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无疑是一项正确的政策，这项政策使中国的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步。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中国对外交流增多、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扩大……许许多多显而易见的成果不必细说。

　　他说，即便是在西方所关切的人权方面，中国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且现在中国在人权方面持相当开放的态度。

　　胜雅律教授以研究并向西方介绍中国的“三十六计”而闻名。他于1988年首次推出介绍三十六计的《智谋》（德文版）一书。专家认为，该书不仅把在中国广泛流传了几千年的民间智慧精髓进行系统的总结并介绍给全世界，而且从此建立起了一门得到各国学者热情研究的学问——现代智谋学。

胜教授对记者说，他最近又有一本研究中国人智慧的新书《谋略》问世。之所以取此书名，一个主要原回是他认为中国人善于进行长远规划，这一点西方人有所不及。他举例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如今己持续30年，而巨还要继续下去，这显然是一项深谋远虑的政策。此外，邓小平曾提出“坚持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这是多么长远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