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的文学：从德国读中国

　　顾彬，是以一句“当代中国文学都是垃圾”引起轩然大波的德国汉学家，最近拿出了学术性著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这也是顾彬版十卷本《中国文学史》之中的一卷。在这部文学史当中，顾彬以一个德国人的视角对中国文学进行考察，无论从文学史的分期、从对单个作家的判断方面，都做出了相当的突破。当然，在书里面他也坚持了对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判断。用顾彬自己的话来说，他爱着中国文学，而这种爱却被中国的讨论者忽视了。因此，了解一下顾彬与中国文学的情缘或许不是没有意义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中国文学的观点就一定正确：这只是一个德国人的观点，它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从空间的距离上，观照我们自己对中国文学的固有看法。

　　封面人物：德国汉学家顾彬

　　封面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

顾彬：我所有的爱都给了中国文学

顾彬 1945年生于德国，汉学家、诗人和翻译家，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著有《中国文人的自然观》、《关于“异”的研究》，主编有10卷本《中国文学史》并撰写其中三卷。

　　一个月前，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有了中文版，在专为中文版写的序言里，顾彬第一句话就是，“四十年来，我将我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中国文学之中！但遗憾的是，目前人们在讨论我有关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几个论点时，往往忽略了这一点。”短短两句话，似乎稍稍透露出一点顾彬的沉重心情。为此，本报专访了顾彬教授，并邀请他讲述自己与中国文学的情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会就此接受他对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判断。

　　选择　从神学到汉学是因为李白

　　在我读书的年代，德国的大学生还非常少，只有4.5%的中学生可以升入大学，我成为了其中之一。我很感谢我的老师，在他那里为我保留了一份希望，否则现在的我肯定只是一个普通工人。

　　那时候德国的学生选择大学专业时很传统也很务实，无非就是医生、牧师、老师这几个方向，我们高中班级有8个人上了大学，都是这几个专业，我选择的是神学。

　　大学时候我心里一直有个诗人梦，上大学以后我就梦想能成为作家、诗人，于是就常常参加学校里的朗诵会，在这个过程中接触到了中国的古典诗词。最初接触到的是李白的一首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然后我开始接触庞德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书，每周去上两小时古汉语的课程，接触到了孔子、庄子，觉得他们的语言文字特别美，然后我就想，既然这样，那就再多学一点吧。

　　我的同学里可没有人想学这些，于是周围总有人问我，学这个干吗呢？可是正因为没人学，我一个人跟着一个老师，一方面很舒服，另一方面，这个老师盯我盯得很紧，也就不许我半途而废了。那时候我和我的老师关系非常密切，经常一起吃饭，不像现在，我一堂课有400个学生，根本无法和他们建立一种私人联系，在路上我的学生跟我打招呼，我却不见得能认出他们。以后，我彻底变换了专业，放弃了神学。我的导师当时只负责两个学生，所以我如果逃课或者不备课都是不可能的。

　　写作　希望我的书越来越多

　　前两天我听一个复旦的研究生说，中国有些学者觉得50岁以前把书出得差不多就可以了，50岁以后就很少再出书了，我不一样，我希望我的书越来越多。1988年我翻译完《鲁迅全集》后，我觉得还应该做一件大事，于是我和我的同事决定开始做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国文学史研究。以前发表的一些文学史作品我认为都是对历史进行介绍，就是何人在何时写了什么文章，没有对他们的作品和人生进一步分析。

　　我打算研究中国文学史时，不少中国学者跟我说不应该写这个，他们说这是垃圾，做这个事情是浪费我的时间。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包括王家新在内的我的一些中国朋友一直在鼓励我做这件事，并且给我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

　　我从43岁开始收集资料，开始答应跟我一起做这件事的同学、同事一个个离开了，只有3个人留了下来，最终写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我用了5年时间，从2000年到2005年。

　　比起小说，我更喜欢中国当代诗歌，北岛、多多、欧阳江河、翟永明这些。我不喜欢看小说，觉得没思想，小说太简单了，我外国小说也很少看，美国的就根本不看。

　　我以前就说过，中国当代作家写作水平不够是因为他们不会外语，现在我依然是这个观点，尽管上次说了之后，有人反驳我。中国作家自己不去学外语，结果就是累我，他们去办签证什么的，好多人找我用英文写信，还有在路上也是，我需要不停给他们做翻译，我必须要用两种语言同时说话，真的很累。

　　生活　中国太太 中国生活

　　我在大学里学的都是古代汉语，那时我认为只有古代汉语才好，才漂亮，直到有机会来中国学习现代汉语才发现现代汉语也很漂亮。1974年我来到中国北京语言学院学习现代汉语，遇到了很多非常好的老师，比如马树德，真的非常认真地教我。我从30岁才开始学汉语，到现在还在不停复习词汇，学语言真的是一辈子的事，开始学的时间太晚了，现在还是会犯很多错误。如果要学外语，最好从小就开始，要不听和说真是很大的问题。

　　学了一年现代汉语以后我回到德国，没想到工作出奇地好找，从1975年到1995年，我都在德国大学里教授汉语课程。因为教汉语，我就希望能经常来中国看看，但是那时候来中国还不是那么方便，另外飞机票也很贵。我就每年来两次，选在春天和秋天，那会儿团体能来，个人不能，于是我每次来之前都组个团，那段时间我来中国的身份都是导游。从1978年到1984年，我当了6年中国行的导游。在这期间我开始在北京大学做研究工作，北京图书馆派参考研究部的张穗子协助我查阅图书，也就是我现在的太太。中国的姑娘真的很有吸引力，那时候德国也没什么中国姑娘，所以我只能到中国来找了。我的太太现在是柏林大学的图书管理员，从中国到德国，她的职业没有变化。

　　1979年我在纽约认识了王蒙，从那时起开始了和中国作家的交往，在1982年时又认识了北岛，1985年的时候有一个中国作家的访问团到了德国，又认识了很多中国作家，包括张抗抗和舒婷。我和王蒙关系非常好，他经常请我吃饭，我记得1986年冬天去他家做客，看到门口堆了高高的一堆白菜，我当时非常奇怪为什么堆这么多白菜。

　　现在，我喜欢吃中国菜，尤其喜欢吃辣和大蒜，倒是我太太不喜欢。我记得我上世纪70年代到北京时，四道口有家四川饭馆，五道口有个北京饭馆都很好吃。我特别喜欢吃酱爆肉、辣子鸡丁，回德国以后还试着自己做。不过我最喜欢的是饺子，配上二锅头和花生米，真是幸福死了。

不同的《中国文学史》

　　【海外学者聚焦】

　　顾彬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乃是其主编10卷本《中国文学史》的第七卷，在此书前言里面，顾彬提到对他影响重大的一些同类作品，杜博尼、雷金庆合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和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等等。而在此断代的中国文学史之外，完整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也相当丰富（事实上，学术界大多以为英国人翟里斯出版于1901年的《中国文学史》和俄国汉学家王西里1880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是世界上最早的中国文学史）。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国内学者的各种版本《中国文学史》已经相当熟悉，在此我们列举几位海外学者及其中国文学研究著作，以与顾彬的著作相互印证。

　　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

　　这本书如今已经成为经典名著，夏志清发掘并论证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的文学史重要地位，使此书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影响深远。夸张一点说，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夏志清之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都无法绕过此书。有趣的是，在自己的著作里，顾彬对夏志清的书着墨不多，对于夏志清极力赞扬的张爱玲，也并不感冒。

　　葛浩文 《萧红评传》

　　作为翻译了大量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的汉学家，葛浩文没有在宏大的文学史方面发力，但他的《萧红评传》却成为对中国当代作家进行个案研究的范本。说到葛浩文和顾彬的对比，首先会让人想到的当然是《狼图腾》，葛浩文翻译了这本书的英文版，而顾彬则对这部畅销小说发出了激烈的批评。

　　浦安迪 《明代小说四大奇书》

　　大约10年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和德国波恩大学教授顾彬的《关于“异”的研究》被放在同一套书里面引进出版，大多数读者也就此认识了这两位大名鼎鼎的汉学家。和顾彬一样，浦安迪的兴趣更多集中于中国古典文学，不一样的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学，他不像顾彬那样乐于发言。

　　马悦然 《另一种乡愁》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作为海外最热心于当代中国文学的人士，马悦然与顾彬的对比很容易让人发生强烈的兴趣。让人有点惊奇的是，他们都对中国当代诗歌表达过赞赏，要说他们最大的不同，恐怕还不是两人对中国当代小说的理解，而是顾彬写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而马悦然，我们能看到的这本《另一种乡愁》只是他自己的作品集。

　　孙康宜 《剑桥中国文学史》

　　最近几年，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在做一件大事：编纂《剑桥中国文学史》。考虑到《剑桥文学史》的分量和价值，这部文学史理所当然令人期待。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部文学史会写成什么样子，我们只知道，它的撰稿者包括马丁·柯恩、康达维、田晓菲、宇文所安、王德威以及孙康宜本人，此外还有好几名西方汉学界的新星，至于人们最为关注的20世纪中国文学，作者是奚密。顺便说一句，奚密的著作《现代汉诗：1917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两个月前刚刚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姜妍 实习生 熊寥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

读顾彬 “德国身份”的洞见与盲视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顾彬 著　华东师大出版社2008年9月版　定价：58.00元

　　没有哪个德国人像顾彬先生一样在中国媒体中如此受到追捧———“当代文学是垃圾”的“高见”使其一举成名。（据顾彬解释这句话是被篡改的）。不过，这并不影响我对这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阅读与判断，它并不像顾先生的谈话那样缺少学术精神，它有德国人一向以来的严谨态度。作为一部从民国开始讲起一直讨论到20世纪末的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有着个人倾向性和异质声音，那是完全与中国本土视角不同的理解与认知，它值得阅读和讨论。

　　顾彬的学术洞见

　　著作中，顾彬鲜明地引用了夏志清“对中国的执迷”的说法。在顾彬看来，现代中国文学和时代紧密相联的特性其实是与世界文学的观念相左，毕竟世界文学的观念在于超越时代和民族。顾彬的文学史写作，强调两个观察角度，一是迟来的民族国家的问题，另一个是历史篡改的问题。著作带来的陌生感受首先在于历史分期。顾彬把百年文学史分成现代前夜、民国时期，和1949年后的文学。这显示了他对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整体的认识。著作并未以作家的名字单列出一章（文学革命发生期的三位作家被单列一小节），因为他强调的是总体性历史描述，当然，他规避了以政治立场划分作家团体的通常做法，并不用解放区或白区来指代作家。

　　此书对很多作家的评价和分析应该被记住。比如茅盾。他认为茅盾被当代许多批评家贬为概念化写作是轻率的。“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看，他却是一个技法高明的作家。中国的文学批评家通常缺乏足够宽的阅读面和相应的外语知识。”在他看来，“让茅盾在今天还值得一读的是那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他对自我欺瞒的青年人的失败进行反思的勇气值得高度注意，因为在世界文学中他这种做法毋宁是例外而非常规。”他推崇萧红，认为她将潜藏的骚动不安和显而易见的平静相混杂，使家乡以令人信服的方式重现。他认为萧红的《生死场》表现的不是一个日本入侵前后的历史中国，而是在中国大陆上人类生存的一个示范性、象征性的场所。对于沈从文、巴金、老舍等小说家，他的看法也别具特色。对于现代作家的评论，虽然有些论述不完全令人认同，但整体而言，顾彬的看法颇有说服力和学术精神。

　　加了引号的公正写作

　　顾彬不热衷于讲述1949年以后的文学史，不喜欢当代小说。他感兴趣的是诗歌，他对北岛、翟永明、王家新等人颇为喜爱，在后记中我们知道他和他们是朋友。不过，他忽略了许多诗人，比如于坚的存在，不知于坚与他是否有交往。顾彬没有绕过他并不太喜欢的莫言。他对莫言、余华、韩少功以及王安忆等人的评价是保守而严厉的，远没有对现代作家那么宽容———在前言中，顾彬认为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们在时间上缺少的是“应有的距离”，我认为这话用在他身上也是恰当的，他在评论当代作家及诗人时，在“空间距离”上也没有能做到恰如其分。

　　从著作中可以感觉出，顾彬的写作态度是向公正的方向努力。但是，如果稍微敏感，你会发现他的公正需要加上引号。这从顾彬平时的各种访问中也可窥见一斑。例如，顾彬在不同的访问场合对莫言小说《生死疲劳》进行批判———他的立论给人的印象并不是出于对文学作品本身是否优秀，而是出于小说家的写作速度，是否懂外语，受的教育是否良好。他甚至拿出过一个论据是，我们德国小说家从不这么快地写完一部小说。此类说法使你无法不想到一个场景：戴着放大镜的德国老大夫，对着一个叫“中国文学”的病人，喃喃自语说，“唉，我们德国人从来不得这种病！”———这种出发点的慨叹和批评无论从立场还是方式都是非学术化和轻率的，这是可疑的。

　　德国视域的局限

　　强烈的德国身份意识也出现在这部著作中，顾把这样的立场理所当然地看作是世界文学的立场———这实在有大日耳曼民族和泛欧洲主义的嫌疑。我以为，虽然顾彬的许多看法可以打开我们理解世界的空间，但是，就阅读者而言，对顾先生的看法和观点，应该有辨析。换言之，当顾彬兀自以德国作为“正确而公正”的标准批判时，我们应有所察觉———顾彬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一位来自德国的读者对中国文学史的认识，我们阅读时应该疏离他的想当然的“世界文学权威”的幻觉。

　　由此，我对这部著作颇生遗憾。作为一名严肃的学者，对自己的学术立场应该有自省精神，应该有与自己的国族身份保持距离的清醒认识。非常可惜，这样的自省精神和清醒立场在作为学者的顾先生身上并不存在，他并没有像詹姆逊、萨义德那样在工作中尽可能疏离自己的国族身份和立场，他并不自觉。当然，要求顾彬先生在公众场合或文学史中不用德国文学或德国作家作为标准是困难的，可我们却有能力调整我们的认识———中国文学的确需要有世界文学的意识和视野，但它需要的世界文学意识决不可能是以德国的品位或德国汉学家的好恶为中心的。

　　【顾彬漠视的作家们】

　　没有哪一部历史著作是完全正确而公正的，也没有一个文学史家完全没有立场。我们对顾彬先生实在不应该苛责———顾彬的这部文学史应该被看作是延展了我们对中国文学的理解的著作，它使我们在熟悉的领域发现陌生、有所启迪。那种把顾彬的看法及其著作看法作为“权威”或“宝典”并用“黑体字”放大引用的方式是值得商榷的，你知道，任何一部文学史都是与偏见做斗争的历史，但也同时是偏见本身。

　　这部顾彬版的文学史之所以能令人读下去，译者的功劳很大，里面的语言准确而讲究。阅读过程中，感觉顾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有明显好感，对于现代作家，他有认真的、体贴的阅读态度，他对鲁迅最为推崇。可是，对于1949年后的文学史，顾彬就很不耐烦了———他关于当代文学的讲述是粗糙的和不系统的，没有一个整体观，只是浮光掠影，这使整本书的架构并不平衡。

　　从下面的引述中也可以看出来，在讨论现代作家时，他与诸多批评家们的认识是相近的，显得规矩，也毫无争议。讨论当代作家作品时，他的评价却并不那么令人信服。我怀疑他的阅读量———列举莫言作品时并不全面，侧重于其早期作品，显然没有看完全部；讨论苏童作品时，对作品也没有能深入分析，他说的这些阅读感受很不像是在说苏童。从注释中的很多德文版作品猜想，这些作家没有被全部阅读，与他们的作品并未被系统翻译成德语有关。另外，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是，在讨论到当时先锋派的写作时，顾彬只把作家们的作品摘出来结论是对世界文学/西方潮流的简单摹仿，而没有能真正做到回到历史现场去琢磨为何发生，如何发生，意义是什么。

　　顾彬说他不愿意用列举人名的方式讲述文学史，他是对的。但是，在讲述当代文学史时，有些作家和诗人几乎完全被忽略却不应该。比如海子，著作中特别提到了诗人顾城和他的父亲顾工的诗作，而海子只被放在一个并不起眼的注释里。可是，就文坛影响力而言，海子显然要比顾工更有影响力和深入人心吧？还有一些作家也有同样的命运，比如铁凝。另外一些作家倒也提到了，比如贾平凹，比如张贤亮，但也只是提到而已，尤其是对于张贤亮，顾彬竟然在书中指出张是《锦绣谷之恋》的原型，且对以张做原型颇为不屑，顾把这种带有流言性质的评述放在文学史写作的正文中———令人意外。

　　【顾彬论中国作家】

　　鲁迅

　　他没有同时代人的幼稚。正是他与自己作品及与自己时代的保持距离构成了《呐喊》的现代性。这些小说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学范例，标志着中国新文学的开端，其意义有三重性质：分别在于新的语言、新的形式和新的世界观领域。

　　老舍

　　直到今天，老舍仍然属于少数几位能敏锐地感受一个城市，创造出一种艺术形式去描绘它的作家之一。……老舍不仅仅将目光投向上层的一群，也在观察底层人物。他同时也注意到了这个以闲适文化著称的城市中的人们：幽默，对于作家和对于城里的居民，它常常是那消泯了愤恨的一笑或微微一笑。

　　巴金

　　他的中文更多的是以一种情感冲击力为特征，而不在于对修辞的讲究。……巴金的巨大影响和无可逾越的成功还得益于另外两个源泉：他报导自身生活，把自身生活变成了文学；他善于营造抒情气氛和乐于使用对话的形式。

　　赵树理

　　在艺术上赵树理并不属于“五四传统”。他来自农村，操着农民的语言并且把自己看成他们的传声筒。他是一个用传统手法来糅合带韵散文的说书人。……他学习民间表达方法的天赋，令他无论如何也算是中国文学语言的一个重要革新者。他的农民形象显著地区别于“五四”代表者。他强调的不是苦难，而是乡村中人的活力。

　　王安忆

　　王安忆作品中汇聚了很多文学潮流以及不同类型的影响，因而我们很难把她归于某一流派。但是女性意识应该是其作品中最显眼的主题。……王安忆的写作是神经质的，根本不能停笔。自1979年以来，没有人能像她那样写出这么多值得严肃对待的作品。她就像是必须通过写作来摆脱某种梦魇，所以笔下始终在写同一样东西。

　　莫言

　　我们姑且确定：莫言改头换面地继承了1949年前的现代中国文学，特别是沈从文和鲁迅。他另外还借鉴了中国传统和西方的（后）现代叙事技巧。……此外，他似乎看过了大量的暴力电影和意大利式影片———这在他的同行们那里也一样。于是我们在这里对什么都能看到一点，后果就是，在阅读中会禁不住涌上这样的印象，即好像是些任意的刺激，而没有深入穿透材料。

　　余华

　　他所鼓吹的暴力的美学很可能得益于他同战后法国盛行的“新小说”的接触。一目了然的共同之处是那种对于客观事件的冷静、写实、耽于细节的描述。以《活着》为例，在某些方面，作者是从底层视角来重写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然而，必须说到的是，对于大跃进的批判视角同1979年以来党的路线完全一致。

　　苏童

　　苏童的主人公们是作为已定型了的人物上上下下。生物性完全支配了他们，以致情节进程带有一种必然性，第一事件都是可以预料的。无论男女，生活仅仅演出于厕所和床铺之间。苏童追随着世界范围的“粪便和精液的艺术”潮流。在此以外，则又悄悄地潜入了程式化的东西。如：乡村是好的；女人是坏的而且是一切堕落的原因；邪恶以帮会黑手党的形式组织起来；一个多余的“闹鬼”故事和一个乏味的寻宝过程最终圆满地达成了这个印象：这里其实是为一部卖座影片编制电影脚本。

　　本版撰文/张莉（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攻当代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