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雅律

——访瑞士汉学家胜雅律教授

胜雅律教授是欧洲著名的汉学家,几十年来,他不仅从事汉语教学,而且还撰写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法律制度的书籍。他的《智谋》一书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成为西方许多政治家、企业家的必读之物。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留

学至今,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中国的发展,尤其是法制建设的发展变化。“改革开放使中国法制建设日趋完善。”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日前,胜雅律在他的家乡瑞士耐沙泰尔市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胜雅律开始接触汉语是在高中时代。一次他随父母到朋友家做客,偶然在朋友家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汉语会话文法》,马上就被神奇的汉字所吸引,决心学习汉语。考上苏黎世大学法律系后,胜雅律“为了在枯燥的法律条文之外丰富自己的学业”而开始学习汉语。为了与所学的专业相结合,胜雅律在大学的图书馆寻找有关中国法律方面的书籍,但没有找到一本。由此,胜雅律萌发了研究中国法律的想法,撰写了一篇关于中国法家的学术论文,并以《传统中国买卖合同专题研究》的博士论文毕业。这是瑞士第一篇关于中国法律的博士论文。

从1971年到1977年,胜雅律先后在台湾、东京和北京游学。不论在台湾还是在北京,胜雅律坚持和中国同学同吃同住同学习,使他的汉语水平以及中国法治史和中国思想史研究“比翼齐飞”。1975年,胜雅律获得到北京深造的机会。当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进入后期,他在北大跟着同学们看大字报,到农村“开门办学”,深入了解中国社会。胜雅律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历史,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因为如此,胜雅律自称“对当时中国还是比较了解的”。

1976年打倒“四人帮”之后,胜雅律就感觉到中国开始发生着积极的变化,而当时,许多极左的外国留学生并不赞成中国改革开放,认为中国在“变修”。胜雅律以学者的严谨态度继续关注中国的发展变化,继续研究邓小平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讲话,认为中国并没有“变色”,邓小平理论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基础。

作为法律学家,胜雅律三句不离本行,从法律角度分析中国的变化。他举例说,在北大期间跟同学到农村搞“开门办学”,当他向当地村干部提问“中国近二十年来法律发挥了什么样的角色”问题时,引起哄堂大笑。仿佛这个问题过于离谱,法律跟中国人没有关系,说明当时中国人缺乏对法律的基本认识。1977年7月,胜雅律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一篇国务院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管理条例(试行)》。胜雅律通过亲身的“感性认识和判断”,在瑞士《新苏黎世报》发表了题为《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个法规》的文章,以“新的条例很可能预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建设的一个新的开端”作为结束。这篇文章在当时西方法律界引起强烈反响。事实证明胜雅律的判断是正确的。

胜雅律谈道,改革开放之前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属于“保密单位”,法律系同学不能与外国人接触,而现在不仅北大法律系成为最大的系之一,而且在中国很多高等学府都设有法律系。胜雅律回忆说,当时,只有得到允许的中国人才能和外国人接触,到中国同学家拜访都非常难,人们很少提个人的观点,而现在没有任何限制,中国人享受着充分的自由。随着中国法制建设的进一步深入,人权越来越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中国不仅制定出各项法律、法规,而且积极开展与国外在人权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积极参与和讨论各项保障人权的问题。联合国通过的众多人权条约和条款都与中国的努力有直接关系。中国还将“保障人权”写入《宪法》。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和飞跃。法律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中国正在走向法治社会。

自1977年离开中国后,胜雅律几乎每年都访问中国,参加学术研讨会,拜访新友故交,亲身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发展与变化。实践证明,胜雅律当时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随着对中国法律研究的深入,胜雅律以“全顾学”为理论,在研究中国法律的同时,将视野拓展到《中国三十六计》和中国《谋略》。他认为,计谋和谋略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讲求短期效应,而后者则立足于长远。中国人讲究谋略,看待问题和设计规划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走上了正确的轨道。中国人的思维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开放。中国政府倡导建设和谐社会,说明社会在进步,在发展。（光明日报驻日内瓦记者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