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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费的《荀子》翻译与研究

来源:《汉风》第一辑 作者:李明滨 时间:2021-02-01 16:13

摘要:本文回顾了作者早年与俄国著名汉学家费奥克蒂斯托夫的交往经历,尤对其所做的《荀子》翻译与研究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以为在其学术生涯中实现了三项“两个并举”:翻译与研究并举,学科研究与专题研究并举,科研与教学并举.由此这也决定了“老费”的这一著述具有三个方面的鲜明特点。
 
俄国汉学家费奥克蒂斯托夫(
Феоктистов,Виталий Фёдоpович)有深厚的汉文功底。他1954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曾于20世纪50年代(1954~1958年)来华担任国务院外国专家局苏联专家翻译组组长。工作期间,他经常抽时间来北大哲学系,向中国古代哲学史家梁启雄请教。后来还拜梁为师,系统学习中国古代哲学,研读《荀子》,坚持约近一年,读通了全书。梁启雄系著名革命家梁启超之胞弟,毕生治学,荀子是他的一个研究重点,著有《荀子简释》(1956)。他悉心指导费氏,使后者不但在古代哲学领域,而且在释读古文作品方面都大有进益。这样算起来,费氏和我还是北大的老同学。不过我们从相熟到相知,还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以后的事。我多次访苏,他多次来华,热心参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会议,发言激烈,畅论儒家哲学对当代文化建设的意义。1999年10月于北京举行的那次国际儒学学术会议宣布,费氏被聘任为“国际儒学联合会”的顾问,而他的一位同伴,佩列洛莫夫(Л.С.Переломов)则当选为理事。佩氏还是俄罗斯孔子基金会的理事长,外号有“莫斯科的孔夫子”之称。

老费在1996年夏,曾会同4名汉学家应邀来京参加北京思奋文化科学研究所举办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学术会议,获赠由孔范今、桑思奋等主编的《孔子文化大典》,黄卓越、桑思奋主编的《中国大书典》(两部巨型辞书均由中国书店1994年出版,各有约280万字)以及其他古籍。他们如获至宝,尤其费氏还谈到这些辞书与古籍对他们研究工作的作用和意义,非常佩服中国学者在改革开放不久,就迅速编出如此众多的传统文化丛书,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费氏在会上的发言也很精彩,极受与会者的欣赏。此后,大家会面时都亲切地叫他“老费”。

自20世纪50年代末回国以后,他长期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任职,研究中国哲学,1972年以荀子为主题的学位论文获副博士学位,1992年任该所东亚精神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教师。1994年起任国立俄罗斯人文大学兼职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等多门课程,并培养多位研究生成为汉学家,如当今在该校哲学系任教的斯塔罗斯京娜(VasilevichStarostin)。


老费从1955年首次发表《荀子》译文3篇开始,随后于1993年再译《荀子》6篇发表,以此作为撰写学位论文的准备。1976年增译2篇,合共11篇,全数收录在其学位论著《荀子的哲学观与社会政治观·研究与翻译》(1976年莫斯科出版)。至2005年,这部专著增订版再增译1篇,达12篇,占《荀子》总数32篇的三分之一。依照发表的译文次序,这12篇为:《劝学》《天论》《乐论》《修身》《非十二子》《王制》《富国》《礼论》《解蔽》《正名》《性恶》《不苟》。

考察俄国汉学界,系统研究荀子,并为此花去毕生精力的唯有费奥克蒂斯托夫一人,他的专著也是俄国迄今唯一的荀子专论。这部专著2005年增订版书名改为《荀子哲学论文集(研究与翻译)—一个汉学家的思考》,共432页。书中分专论和译作两部分。专论设三章:一、荀子的生平与时代背景;二、荀子的哲学观;三、荀子的社会政治观。作者在卷首用一段文字对荀子思想的要点、内涵和历史地位做了精要的概括,其文如下:“古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荀子(公元前313~238)论断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的著作是公元前四世纪至三世纪中国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系统论述的光辉篇章,反映了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问题。”

作者进一步论析,在哲学思想上,荀子具有先秦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在社会政治观上,荀子表达了治国、理政、和谐社会的理想,即“隆礼尊贤” “重法爱民”,实施“王道”而反对“霸道”。此外,老费特别重视《非十二子》和《解蔽》篇的价值,认为那是对战国诸子思想最有力的概括和评析,尤其对道、儒、墨、法等六家十二子理论的分析,最有助于外国学者了解先秦哲学思想的论争,仿佛是当年思想史的资料库。这也是他在大学里讲授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的依据。

总体观之,老费的学术传承了苏联时期汉学宗师阿列克谢耶夫(Aleksyev,Vasiliy Mihaylovich 1881~1951)院士(被我国大作家郭沫若尊称为“阿翰林”)开创的俄国汉学学派的优良传统,实现了三项“两个并举”:翻译与研究并举,学科研究与专题研究并举,科研与教学并举。这也决定了该专著有如下三大特色。

 一、翻译选材精到,学术论析中肯。他选译的材料都有明确目的,在通读以及全面释读的基础上,选译相关的篇章,以阐释荀子的主要论点,而其中又重在疏解荀子的哲学观和社会政治观两个方面,直至确定荀子的学术地位和历史作用。是故老费的专著从初版到末版都标明既为专著,又有译作。犹如几位前辈的著述,比如阿翰林的《诗品》研究、论著,半是研究论文,半是对原著《诗品》的翻译。或如艾德林的《陶渊明及其诗歌》一书,前一半是评介,后一半为译诗。老费当然还在书中辑入了大量丰富的史料,包括历代学人对原作的注解与评析,以及国外研究家关于《荀子》的评论。

二、译文准确,文辞优美,兼具哲学论文和普通散文风格。老费从学科综合研究出发,旨在通晓中国古代哲学和哲学史,又将荀子视为典型的个案。据云,经导师梁启雄的辅导,他不但读通了《荀子》全书,而且学会了如何借助辞书研读古文,以及吸收历代注家解释精义等的一整套“训诂学”本领。由此而甚至认为:古书的俄译,必须依据文言文,不可依据现代人的白话文即“释译本”,以避免释义上的误差,以讹传讹。老费认为,《荀子》既是哲学论著,又是古代散文作品,因此翻译字词也必须兼顾此两个层次。比如对于“君子”一词,他先列出汉语读音的俄文拼写,再做长篇的解释,一解从儒学观,以为其应是谨守礼、义、孝、诚等规范的“大人”,而与“小人”相对立。且在古代中国系属于有地位的上层人,与“下层人”相对立。另一解从通俗观,认为其属于“高尚的人”,此也义近墨家和法家的说法,故老费使用了另一个俄文词(汉文可译为“完人”)来对译之。在翻译过程中,老费既注意尽量找出两种文字的“等值词”,以忠实于原意,又试图着力传达荀子优美的文辞和犀利的文风。难怪俄国汉学同行(如佩列洛莫夫等)称赞这本译文达到了文本的准确性和可读性的完美结合,几乎看不出是译作,而酷似俄国的文学作品,试以《劝学》篇的一段文字为例:
 
Я пробовал целый день размышлять, но не получил и того, что дало бы даже кратковременное учение. Я пробовал глядеть вдаль, поднявшись на цыпочки, но не увидел того простора, который видно с высоты. Когда стоишь на высоком месте и зовешь кого-либо рукой, рука н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от этого длиннее, однако её видно издалека. Если крикнуть по направлению ветра, голос не станет от этого сильнее, однако слушающий слышит его очень отчетливо. Если ехать в повозке, запряженной лошадями, ноги не станут от этого быстрее, однако можно переплывать большие и малые реки. При рождении совершенный человек не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других. [Он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остальных тем, что] умеет опираться на вещи.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像这样的俄译文,不但贴近原著,简洁朴素,而且读起来朗朗上口,并似特意地押韵,大具俄文的韵味!

三、疑难译点,提供备案,留待斟酌,避免造成误释。老费的学术生涯逾50年,虽然一向致力于学院式的研究。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1974年)起就在两所高校兼任教职,既教学生如何研读古文经典;又讲授自身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研究的心得。面对学生,既要尽责,正确引导,又不能强以不知而为知;面对学术,既要大胆探索,又不能把问题当结论。毫无疑问,近30年来的教学实践,持续地深化着他对荀子的研究。而随着他对荀子研究的逐步深入,又进一步推动着他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哲学史的教学,尤其是养成了一种对圣贤的敬畏和忠诚。而两方面相辅相成,恰是得之于前辈老师阿翰林的经验。后者作为俄国汉学界的宗师,其严肃认真的态度令人敬佩。比如阿翰林在翻译《诗品》出版时,生怕误释误导学生,干脆把文言文原著分段对照附于译文之后,以供学生、读者正确释读和验证译文。

而老费凡遇关键问题,有难点或疑惑,又总是会多出备案。像《劝学》这样广泛流传的名篇,文题当然很是重要,最初译为”убежраю  учитъся”,发表于1958年《东方文艺》第二卷(189页),使用的是动词第一人称,表达作者的主观意愿,因为原文一再宣示“我”要如何、如何(“吾尝终日而思……”、“吾尝跂而望矣……”)。但通读全文,译者又感悟这里讲的主要还是劝人求学上进、修身养性,以臻于完人,因此其实是一篇劝世之作,并具有广泛宣告的意义,似应译成动名词为好,于是便去掉了个人主体性的含义,翻译为“наставление к учёбе”。两种译法孰优?译者未敢匆促定夺,便将二者并列为文题。于是随后发表于各种选本的译作,均为两译名并置。直到2005年的译本,才最终定案,选入后一种译法。

又如《不苟》篇,原文本来就含义深奥,文字也费解,老费初译为“Не пренебрегатъ ритуалом”(不轻视礼法),而且这一译法也流传许久了。后来再想,如果加入“礼法”,就把“轻视”的对象具体化了,不是原文所指称的比较抽象的意思。应当将译文改为泛指,才符合这篇说理的文章。是故该书末版又做了更改,定为“ничего напрасного”(不顾一切),简洁明了,更符合原义。如此字斟句酌的例子还有很多。老费在俄国汉学家中也因此别具一格。他与我的谈论中,常涉俄文译词的正反事例。如说曹禺的剧作《北京人》,有人俄译成一般的“北京居民”,而他则细察作品的内容,译为周口店的那个北京猿人。又如鲁迅的《药》,老费不同意俄译为通常使用的治病之药,而肯定我的发现:像谢曼诺夫那样译为“药剂”,我们由此也一同夸赞谢氏的认真细致态度。

我们庆幸有老费这样的汉学家,使得《荀子》能在俄国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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