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晓菲：对海外汉学的关注“太多”了

6月，田晓菲和宇文所安再次踏足中国。作为海外汉学研究的优秀学者，他们经常来到国内“接接地气”。

以“少女诗人”成名，现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和世界文学为业的田晓菲，仍然最爱诗，对诗，她有着“永不餍足的胃口”，从旧诗到新诗，兼容并蓄。在华东师大，她评点当代旧体诗，给予网络诗人相当的赞赏与肯定，认为现代旧体诗词也应作为文学现象载入文学史；在复旦大学，她又仔细笺注了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的《登永嘉绿嶂山》。38岁的田晓菲是哈佛大学东亚系最年轻的教授，如今少了些才女的锋芒，多了几分学者的沉稳。

魏晋南北朝研究

时代周报：即将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是中国读者非常期待的一部作品，你主要负责魏晋南北朝那部分的写作。其实中国文学史已经很多了，为什么还要写这么一部文学史？

田晓菲：剑桥文学史是很著名的系列，每一个国家都有剑桥版的文学史，一直没有中国文学史是很遗憾的。剑桥文学史针对的读者包括专业人士，但更多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非专业读者。这些读者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对西方文学有一定了解，可是不一定知道中国的文学和文化。因此要求这部文学史既在学术和观点上有深刻、全面之处，但又不能详尽和专业到令读者感觉太艰深，从而失去兴趣。要做到一种平衡，为西方读者作一个对于中国文学的全面基本的介绍。

时代周报：与以往的文学史相比，这部作品在研究方法上有什么不同？

田晓菲：这是有的。在写作之前，各个章节的写作者和两位主编达成一个共识，要打破传统的两个界限：一是分期。以前的文学史习惯的分期法是断代的，比如说汉代文学史、唐代文学史。其实，文学上的分期跟政治上的朝代并不是完全吻合的。比如我做的章节，并不是整个魏晋南北朝，而是公元317年到公元649年，由东晋开始，至初唐贞观之治结束。因为从文风上来说，初唐的文风完全是从南朝一脉相传下来的。

另一个要打破的是文类。以往文学史的写作往往局限于文类的划分，章节按志怪、诗、赋等文类划分，分开的章节又往往由不同作者来写作。但问题是一个文学家常常既写志怪，又写诗，又写赋，他的思想在不同的文类里都有体现，而且不同文类之间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部文学史，应该把握一个时代文学和文化的特点，否则就不是“史”而是“论文集”。所以我们的文学史每一个时期都只由一个学者负责写作，而且希望各章相互照应，具有整体感。

时代周报：你现在在写什么作品？

田晓菲：我刚完成一本书的初稿，是写人们怎样观看世界的。结构有点特别，第一部分是写魏晋南北朝，第二部分是写19世纪。这两个时代时间跨度比较大，但又有很多相通之处。

魏晋南北朝的中国，翻译作品的数量在当时的世界可以说是最大的，人们思想活跃而开放，对各种意义上的“异域”都充满好奇，而且常常去旅行。19世纪，中国士大夫第一次到欧美旅行，回来后写下见闻。那时候欧洲、美国本身也在发生大变革，刚刚发生工业革命。他们有一种震撼的感觉，意识到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不能加以轻视的异地文化传统。

这本书的英文名暂定是《Visionary Journeys》，“visionary”具有想象力和远见的意思。至于中文名，我还没想好。

对外国文学的关注太少了

时代周报：把你的著作跟宇文所安的著作作一个对比，发现在研究方法上有很相像的地方，都是细读文本，然后会写有趣的故事，常常在一些不为人所知的地方多加阐释。

田晓菲：你可以说我和宇文所安在这方面有相像的地方，但在西方文学研究里，这是任何一个文学学者必须经受的基本训练。有人以为注意文本细节、注意某个字词是由于天生对诗歌、对文学有“敏感”和“感性认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每个人受到这种训练，都会具有这种能力。它是一切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基础，大学里有责任教给学生。

我自己对文本细读也确实具有特殊偏好，而且这在我们自己的文学传统里本来也是固有的，比如金圣叹、张竹坡；但不知道为什么20世纪以来，很多文学学者反而放弃这个，一首诗不会一字一词作很细致的解读。

时代周报：在proquest上搜索了一下，发现以中国文学为题的博士论文远多于俄罗斯、印度或拉美文学的研究。

田晓菲：这很有意思，国内研究中国文学的确实远远多于研究别国文学的。在任何一个国家，研究本国文学的人多一些很正常，但也必须相应地有研究别国文学的学者。比如说在哈佛，英语系当然规模非常大，但是东亚系也有6位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教授，这些教授常常跟中国的同仁对话交流。这样来比，国内大学的中文系有时候大得有些不成比例了，有一些语言文学很少人做，像葡萄牙语文学、阿拉伯文学。

现在国内很多人对海外汉学研究特别感兴趣，这是个复杂的现象，其中牵涉到很多问题，我觉得国内学者对海外汉学的关注既太多，又太少。太多，是因为学者们不应该只关心汉学，无论海外还是海内；太少，因为有些学者对海外汉学提供的一些视角不够重视。但不管怎样，国人还是应该分一些注意力在他国文学上。中国如果想在文化上变得很强，必须得知己知彼，现在是只知己不知彼。

被忽视的当代旧体诗

时代周报：对当代中国文学有什么看法？顾彬说当代中国文学都是垃圾。

田晓菲：这个很难回答。近年来对当代的作品读得非常少，读诗多一点，我对诗歌很关心。新诗写作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了很多好诗，很难说我喜欢哪个诗人，因为一个诗人有时候只喜欢一两首。我也喜欢看网络上的诗。网络上新诗、旧诗都有，我也很喜欢当代的旧体诗。现当代旧体诗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的现象应当写到文学史里去。中国现代文学史不仅应该把新诗和旧诗都包容进来，并且应该谈到两者之间的关系。

时代周报：你自己写古典诗吗？

田晓菲：我自己现在不写旧体诗。以前写过，后来转为写新诗。我觉得写现代旧体诗是可以的，但是需要很多的创新，诗人需要很多才力，一定不能像一些比较保守的诗人所提倡的还用唐宋语言来写。我很喜欢的一个“新旧体诗人”就是LIZI，他用旧体诗词的形式，写现代人的生活，现代人的心境，还用现代诗的典故，海子、顾城这样的诗人的典故。

他写的诗“屏前写得相思巧”，这个“屏”是电脑屏幕，接下来是“转觉删除好”。然后他觉得没办法传达自己复杂的感情，“数声雁唳过燕山，为你传真一字报秋寒”。“传真”一字是双关语，既是指传真机，也是传达真情的意思。他写的诗是一种混合体，用旧体诗词表达现代人的生活和感情，混杂在一起，非常后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