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汉学研究讲坛”第二讲顺利举办
2021年10月20日,“首届汉学青年学者研习营暨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学术月”之“一带一路汉学研究讲坛”第二讲顺利举办,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汉学研究所所长黄卓越教授带来了题为“早期中国书写与汉学研究”的讲座。一带一路研究院副院长黄悦教授主持该讲,中华文化研究院张道建副教授、丁珂文老师,一带一路研究院胡燕春副教授、陈映锦、陈莹等老师出席讲座,北语校内师生以及线上来自山东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国内外学者参与其中。
第二,口传与书写区别。书写文本写定之前都曾经存在漫长的口头流传时期,这就引发出创作者、记忆机制等一系列问题。从口传到书写的过程是否改变了文本原有的形态?如果口传是早期的主要传播方式,那么我们后来才有的“作者”这一概念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呢?针对这些问题,海外汉学家跳出传统经学思路,借助神话学、民间故事、宗教传播等多方面展开了口传对书写的影响研究,值得国内学术同行借鉴。
第三,书写材料和书写人。文献的性质和特点往往受限于书写的介质和材料,比如简、帛等早期的书写材料的获取,以及在木竹上的雕刻等书写行为,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那么在当时谁有书写的条件和权利?文本的创作和文本的刻写是否为同一人?二者之间的角色转换形成了怎样的一种关系?这些早期的书写人心中是否会存在确定的“版本意识”。如果书写人要进行第二次乃至多次的书写,这些写本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西方汉学界率先开始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缜密的文献研究方法,分析书写材料,国内近些年对以敦煌写本为代表的中国书写材料的研究显然已经追上了国外的研究步伐。
第四,写本的流通与书写场域。如前所述,如果写本是一次性书写,且当时的竹简如此之厚重,它的流通情况就远不如今天我们所见之刻本,那么早期人们如何得到这样的版本呢?其次,以竹简、木简为代表的书写材料在流通中,又会培养出阅读者怎样的阅读习惯?写本流通的内容也很关键,今天我们所见之早期写本还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等重大事件,这些重新收集上来的藏书的誊写是经过审定后的版本,还是原始内容?同时要重视书写的场域和环节中的各种力量。
欧美汉学近十年来对书籍、物质文化史等的研究突飞猛进,他们的视角或多或少会有益于中国学者。例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柯马丁(Martin Kern)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为什么有了刻本技术还要保留写本?他认为有时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有时是为了保留之前的珍贵手记,有时是为了逃避审查制度,或是为了控制文本的产出,以避免其他人接触到有价值的知识和信息等等。这些讨论就可以丰富国内学界的学术视野。在写本研究这个问题上,近年来日本的汉学研究与国内学界的接触非常频繁,他们也有一套自成体系的研究方法,并在广义上的写本学领域中逐渐发展出自带标记的研究倾向。
2018年12月,在黄卓越教授的倡导下,北京语言大学汉学研究所主办的“早期中国的书写:在文体内外”国际学术论坛在北京举办,会议邀请了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就中国早期书写的诸多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刻探讨,开启了一系列值得海内外学界持续探索的话题。例如,对于宋元以前写本的研究还是相对比较丰富的,但是对宋元以后写本状态的研究却是极其薄弱。如果能够在这一方面进行更为深入具体的研究,或者是具有更大整合力的探讨,将会填补学术界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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