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卓越：文学介质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院院长白烨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十年前，在一次文学交流中，他与加拿大一位著名女评论家对话，谈到各自国家的文学创作，白烨特别提到他非常喜欢的几位加拿大作家。女评论家也想回应一下，但是却想不起一个中国作家的名字，最后终于想起了一个作家——李白。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白烨，外国文学界对中国文学的一无所知。“我觉得现在这种状况是需要改变的了，再不改变就是我们的失职。”

　　十年来，这种情况是否发生了改变？有这样一组数据，中国作家的数量超过了十万人，网络作家有两百多万人，作协注册的会员七千多人，每年创作近五千部长篇作品，走出去的作家两百多人，在走出去的作家当中，大多是英语、法语、西语等主要语种。可见，整个中国文学的创作队伍非常优秀，中国作家所创作的作品也是非常优秀，但是在走出去的道路上却路慢且长。

　　好故事的影响跨越国界

　　为什么中国文学作品在国际上“失声”如此多年。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本身的原因。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黄卓越认为，20世纪以来，我们在文化上的态度多偏向于考虑国内影响，譬如说对国内民众的启蒙与素质的提高，以及图书在国内消费市场上所占有的比重等等，“这种内置性的冲动非常强大，忽视了外置性的输出，无法与国际上的读者共享我们的文化与文学，这也导致了在文化交流指数上比较严重的倒挂。”此外，国外一些媒体片面的宣传对当地民众造成了一种扭曲的中国形象。“很多没来过中国的外国朋友，根据这些宣传，他们将中国视为呆板，单调，甚至有点奇怪的国家，从而遏制了国际民众对中国的认识兴趣。”

　　“已经到了不得不严肃对待的时刻了。”黄卓越说。“不得不承认，我们自身在传播机制与技术等方面还存在诸多薄弱的环节，例如如何与国际传播市场，国际出版界，国际翻译界等进行产品上的对接与互动，一直以来还是做的不够，缺乏经验。”

　　仓禀实而知礼节。当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但是优秀文化和文学的传播力还比较有限，文学作品在全球的发行量中所占的比重也比较小，这与我们国家本身的经济发展实力是不相匹配的。正如同济大学教授马原所说，“我对世界的熟悉其实都是借力于文学这双翅膀。世界通过文学被中国接纳，被国人知晓，这是最便捷最早的途径。那么中国是不是也应该通过文学走出去，让世界了解和认知中国。”

　　被发现被理解被传播

　　就世界范围内来看，我们大部分普通民众知道很多国外的作家，但是抛开国外普通民众不说，即使一些文学家对中国作家的认识也是贫乏的。“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影响到底多大，我个人感受是，整体来看可能古代文学的影响大于现代文学，现代文学的影响大于当代文学，而且从人群和阶层来看，我觉得首先是汉学界，其次文学界，对于一般读者，对于一般外国民众，我觉得影响真的是太小了。”白烨说。

　　中国文学在对外传播中，存在这许多空白点。一个作家的作品是否能否能够走出去，除了作品本身之外，还需要有国内编辑的眼光、版权经理人的助力、译者的精彩翻译、国外编辑发现、营销渠道推广，以及一些翻译项目的资金支持，可以说，这是一个通力合作的全链条的产业。对国外读者来说，他们需要发现和了解中国作家。我们不仅仅有李白，不仅仅有莫言，我们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者。

　　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宝峰认为，目前走出去的作家要么语言能力比较好，要么沟通能力比较强，要么在海外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传播渠道。“我觉得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作家和中国的作品没有被理解，我们目前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中国的作家被海外接受，中国的作品被海外理解。”怎么被接受？如何被理解？“这些作者一定要通过大量的曝光，大量的被传播，被海外的机构和汉学家和渠道广泛的发现。”

　　从我们自身来看，中国作家对走出去的理解也在不断的发生着改变。五洲传播出版社副社长荆孝敏从2011年开始，致力于做中国文学与拉美国家文学的交流。开始做的时候很艰难，因为很多知名的作家没有意愿走出去。“我为什么要走出去，在国内能拿到三百万的版税，走出去你帮我发行两三天有什么意义？我不想走出去。”这让荆孝敏很头疼。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作家们走出去的意愿比原来提高了。荆孝敏曾经组织过云南的一对夫妻作家出去交流，他们与国外的文学家探讨了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状态和创作情况，没想到第一次去了之后，演讲引起了当地拉美读者的很大兴趣，从此以后每年拉美地区都有有关机构邀请他们夫妻俩去当地讲他们的情况，“走出去的过程，是一个全方位的，可能不是简单翻译的过程，还有推广的过程。”

　　文学译介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代中国的作品全方位展示了中国当下各个层面的生活，丰富性很强。原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主任周大新认为，很多中国当代作家早已把目光转向对人性，对人生，对社会，对人文，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探究和追问上，通过作品所传达出来对人性，对人生，对社会，对人类命运的思考，然而在对外译介中却没有很好的表达出来。

　　中国的文学作品也是了解中国社会情况的一个窗口。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变化也引起了国外很多读者的关注。在汉学家研修班上，很多的汉学家曾经对中国经济网记者表达非常想了解当下的中国生活状态。一些国外的版权代理商对中国当下的故事也非常感兴趣。有的想引进中国当下真实发生的非虚构的故事小说；有的想出版中国城市的故事，而不是中国的乡土小说；有的想引进中国年轻人生活的小说。可见，以前我们译介大部分的精力都在古代作品上，对当代作品的关注度不够。“中国文学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是替代了新闻，替代了文化层面的非文学的这种特质。”十月文学院副院长赵兰振说。

　　文学译介也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在向海外推介中国文学作品时，通常是作家写出了什么作品，我们就推介怎么作品。“事实上国外的一些读者是有需求的，而我们没有现成的作品。”白烨说。比如说有很多国外读者想看反映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中，发生了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作品。改革开放后给各个阶层人从生活上，精神上，心理上，带来什么样的撞击，什么样的变化，什么样的阵痛，这样完整的大型长篇作品我们也没有。“我们应该加强选题的策划和运作，加强主动性，根据国外读者的需要，整合汇编作品，精准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作品。我觉得这个工作是急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