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的今天，语言及其交际，包括如何处理语言中多元文化的因素等日益成为一个亟需关注的话题，从而也将翻译这一沟通不同民族间交流的中介性方式推向了一个引人瞩目的前景。与之同时，对翻译史的研究也处在一个新的转折关头，需要将之重新置于汉学的场域中，进行学理上的进一步梳理与理论上的提升，以便借此而呼应时代所提出的要求。正是基于如上考虑，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在15-16日于北京国家图书馆举办了一场题为“翻译与汉学史”的高层国际学术论坛。来自于中、美、法、德、俄、日、澳大利亚、新加坡、台湾等域内外多个国家与地区的18位著名学者受邀在论坛上做了主旨演讲，围绕上述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与对话。为鼓励年轻学者介入这一学术活动，会议的组织方还专门于15日晚间开辟了一“青年学者论坛”，来自于海内外的12名青年学者经报名与遴选的程序被确定为正式的发言人，汇报了他们近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在论坛期间，主讲嘉宾从不同的视角，对不同时期和国家中的中国文本外译现象进行了深入剖析，试图厘清翻译在各国汉学史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关于一般理论与论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亚洲语言与文明系柯睿教授作了题为“翻译，或汉学：目标与效果的问题”的报告，明确指出西方汉学发展至今，翻译功不可没。
他以中国古诗在西方的翻译历程为例，围绕不同的语言之间是否可以准确翻译这个永恒命题，辨析了西方汉学家与专业翻译人员对原文的不同处理方式，即汉学家在翻译文本时会尽量保持文本的原貌，多是站在文本语境中对其进行还原；而专业译者由于受到的文化市场与读者接受等因素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会对译文进行处理，使其更容易被译入国接受。虽然语言及其蕴藏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且语法规则各不相同，但是真正成功的翻译决不是囿于原文的限制，而是在语言之间的交互碰撞中迸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美籍教授费乐仁的演讲题目是“‘推手’翻译理论的再思”，在对已故香港浸会大学张佩瑶教授将“推手方法”运用于中国翻译理论，并主张在翻译史研究中采取干预式的历史写作进行了评述之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推手”理论虽然适用于中国翻译史研究，甚至具有更普遍的意义，但还应进一步提升跨文化研究理论与认识的内在一致性，补充并完善其理论架构。
日本鹤见大学日本文学系金文京教授在其“东亚汉字文化圈的翻译汉文训读及其相关问题”的演讲中从日本的汉文训读、佛教的梵文音译以及新罗的训读这三种训读现象出发，探讨了汉字文化圈与非汉字文化圈在翻译汉文文本时采取的不同方法，深入剖析了中日韩三国不同的语言观和世界观。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关诗珮在主题发言“‘真作假时假亦真’：翻译传记的道德”中，从两个中国翻译史上的个案引入，探讨翻译回忆录的道德问题，剖析“原文”与实际翻译的争议问题，进而试图补充翻译传记理论的不足之处。
关于早期的汉学与翻译史，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柯马丁教授在“寻找真实文本：《离骚》翻译与汉学史”的主题演讲中，以《离骚》在西方的翻译为着眼点，评析了几个英译本的优劣，强调西方汉学家应吸取中国学者的研究传统，在翻译的过程中保证译文的统一标准，并且反对西方学者只从作者生平角度研究《离骚》，而是认为需要寻找译文与原文的结合点。
天津师范大学王晓平教授的主题发言“训读：日本汉文古写本翻译学考察以金刚寺本《游仙窟》为例”，就金刚寺本《游仙窟》的训读与写本整理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考察了其作为珍贵训读材料的文献学价值，认为这既可以丰富日本汉学与翻译史研究，也可以将这一方法直接用于汉文古写本的整理与校勘，使中日两国文学在此基础上得以知同、明异、互读、共赏。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李奭学做了“马若瑟与中国戏曲的关系——从马译《赵氏孤儿》谈起”的演讲，从1731年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在翻译《赵氏孤儿》却没有翻译其中曲文这一问题引入，梳理译者对元杂剧的涉猎程度，并同时也审视了伊维德教授对马氏“无意于中国文学”的评价，探讨他何以略过《赵氏孤儿》曲文不译的原因，以大量的史实与资料回顾了法国早期的中国文本外译情况。现于上海理工大学任职的德籍教授司马涛“翻译在中西早期接触中的角色”的主题演讲中，梳理了早期中西方交流及中文译入的历史，以及18世纪之前就存在的中西方文化科技领域的翻译情况，展示了早期传教士的翻译特点，并深入探讨了翻译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于从19世纪以来的近代翻译与汉学史，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何碧玉教授以“翻译在法国和20世纪汉学中的地位”为题，通过梳理这一时期中国典籍在法国的翻译情况，在大量史料与文献的例证下，突出强调了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维度考察翻译与汉学之间多种关系的重要性。何碧玉还重点介绍了中国经典文本如李白、杜甫、寒山、王维等诗作，以及《聊斋志异》、《今古奇观》、《道德经》、《论语》、《易经》等在法国的重译，并讨论了学术翻译与大众化翻译的问题。
北京语言大学黄卓越教授以19世纪汉学撰述中的：“19世纪汉学撰述中的‘literature’：一个概念措用的历史”为题，从探讨翟理思所著的英语世界第一本《中国文学史》中的“literature”概念入手，完整地梳理了三大类19世纪英语世界汉学研究中有关literature的重要文献材料，整理并提炼出了其中有关“literature”的多种中文释义，发掘了19世纪汉学研究中“literature”所包含的意义范畴与演化轨迹。
台湾东吴大学张上冠教授的演讲题目是“缅怀：翟理思与《桃花源记》英译”，通过将德里达的“解构”概念运用于汉文的翻译，以翟理思的《桃花源记》英译为线索，从翻译伦理的角度强调了译者的责任，提出译者应当诚心重视作者，虚心看待译文，用心提升原义，让意/译义以生生不息的方式满足读者渴望之心的翻译观念。
北京外国语大学柳若梅教授以1916年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的《司空图<诗品>译注与研究》出发，介绍了阿列克谢耶夫的翻译与研究情况，以为其是在系统地把握原典于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和充分理解文本的基础上展开翻译的，这也体现在译者对与原文相关的一切内容都做了细致的研究，并高度重视已有的注释。 北京大学俄语系李明滨教授在题为“俄中学术泰斗苏联时代协作翻译中国文学事迹略考”的主题报告中，对阿列克谢耶夫与曹靖华二位俄中学者在俄译本《聊斋志异》的翻译和审校过程中的相互配合进行回顾，以为这集中展现了前辈汉学家与翻译家的风采。新加坡国立大学何培斌教授在“留意空隙：20世纪初中国建筑史上翻译”的演讲中，以20世纪初期建筑学在中国创建时期是否借助了翻译这个问题为切口，从跨学科的角度阐释了中西方学术语境的不同以及翻译对学科史建立的重要性。
美国莱斯大学赵氏亚洲研究中心钱南秀教授探讨了晚晴女翻译家薛绍徽翻译英文言情小说的具体情况，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晚清时期中国对外国小说的译入理念进行了深度剖析。
关于当代翻译，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长波波娃在主题演讲中，以2006年出版的四卷本《中华文明史》在俄罗斯的翻译情况为切入点，总结了汉译俄专业历史文本翻译的基本规律，并强调在翻译具有重大价值的学术作品时，译者与作者均当具有的历史的责任感。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罗流沙作了题为“论1992-2016年间中国现当代小说在俄罗斯翻译队伍的变迁”的报告，在大量数据和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梳理了苏联解体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俄罗斯翻译的三个阶段，总结了翻译队伍和翻译实践活动的新特点。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杜博妮教授以“巧合还是故意：多音文学翻译中的直觉和自发性”为题，归纳出了五种常见的文学翻译类型，并描述了两组著名的汉学合作英译项目，从翻译实践的角度总结汉文英译的经验，并指出无论是个人翻译还是合作翻译，在翻译中融入多重译者声音更能体现出文学翻译的自发性、直觉性、创造性与想象力，使译文拥有更广阔的阅读空间。
在青年论坛专场，有12位来自国内各大高校以及香港大学、台湾大学、南美哥伦比亚大学的青年学者、博士生分别从英、日、法、德、西等多语种角度深入探究了各国中文外译的历史，涉及到从哲学、宗教、语言学等跨学科研究角度对汉学研究与翻译史所进行思考。整个青年论坛专场气氛活跃、讨论激烈，在思想碰撞的火花中充分展示了当代青年学者的风采。
正如本次会议主持人、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黄卓越教授所述，翻译的历史表明，翻译行为并不单单只是一种文字的转换，也涉及到语言、宗教、政治、教育机制、流通渠道等多重因素的介入与影响，并与汉学史的研究进程有深层次上的勾连。这种多方面的关注，恰好体现在本次学术论坛多位学者们的演讲之中，由此而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通过他们精彩的发言与对话，许多未明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答，并为今后学界在这一领域中的深入开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