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素恩《张门才女》中译本出版

《张门才女》：一段女性寻找女性的旅程

黄晓丹

 

楔子: 虚构小说、报告文学，还是历史著作？

1915年春天的傍晚，刚过完年回到南京的女学生们结队走出校门。她们要到路口的面摊上吃一碗撒上了葱花的小馄饨，再顺道看看百货公司新上的布样。书报摊的老板早就准备好做这些新式小姐们的生意，他问道：“小姐们，商务印书馆的最新刊物要看吗”？

一位穿着白上衣、黑裙子的女学生停下脚步，拿起刚创刊两个月的《妇女杂志》。她发现连着好多页都是一个名叫王采苹的旧式闺秀写的《读选楼诗稿》，就随手放下了杂志。在她的家乡常州，几百年以来，实在是有太多这样会写诗词的闺秀了。不过如今她对此毫无兴趣。就在几百米外的绣花巷，前清的李鸿章花园里正在兴建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她来南京的目的就是考入这所大学，成为新女性中的一员。

用这样一个杜撰的场景作为本文的开头，完全是受到了曼素恩的影响。在中国妇女史研究领域，曼素恩可能是最杰出、也最为国内读者所熟悉的西方学者。对于很多人来说，第一次意识到古代中国女性文化生活的丰富性就是从阅读她获得列文森奖的名著《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开始的。事隔多年，我们才等到她的新著《张门才女》翻译出版。没想到的是，这本书与上一本书的阅读经验相差如此之大，甚至颠覆了我们对“学术著作”的固有看法。不止一个读者在豆瓣上发问“这到底是虚构小说、报告文学，还是历史著作”？

背景: 明清两代中国出版的女性著作超现代前西方女性出版物总和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人们对古代中国的女性文化生活所知甚少。但是在1985年，一本重要的目录学著作同时得到了中西方学者的注意。上世纪三十年代，刚刚借调到中华书局的胡文楷先生受到妻子王秀琴的影响，开始关心女性著作的收集。不久，王秀琴去世，为了继承亡妻的遗愿，胡文楷花二十多年的时间编成了《历代妇女著作考》。1957年初版录有明清女性著作3500多种，汉魏至元代女性著作1000多种，1985年再版时又补入200多种。

这本书在再版当年被介绍到西方，完全颠覆了一般学者对女性史的认知。他们第一次发现，仅在明清两代中国出版的女性著作就超过了现代之前整个西方世界女性出版物的总和。因此，不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还包括研究女性主义的学者一下子都把注意力投向“中国明清女性写作”领域，想通过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来重新反思（主要基于欧洲经验建立起来的）社会性别理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曼素恩写出了《缀珍录》。这本书之所以让读者如此兴奋，是因为从来没有一本正经的历史著作是把妇女置于历史叙述的中心来看待清代历史的。在曼素恩的笔下，妇女不再是野史中宫闱阴谋和艳情八卦的主角，而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实质性参与者。这本书和差不多时间出版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作者高彦颐）一起，使学术界意识到两件事：第一，如果要去寻找妇女在历史上的能动性，明清江南地区的女性文化是一个最好的样本；第二，我们原先以为大规模的女性教育和女性文化活动是晚清西学东渐的产物，但明清江南女性的文化成就否定了这一观点。

学界现在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西学东渐之后出现的现代新女性和胡文楷在《历代妇女著作考》中记录的闺秀文化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在《张门才女》故事的最后，曼素恩说道：“就在许振祎出资刊刻采苹诗集的同一年（1894年），中日为争夺在朝鲜的利益而开战。随着大清战舰和陆军的一败涂地，次年签署的《马关条约》推动中国从缓慢变革急剧转向天翻地覆的革命。采苹去世前后出生的中国女性成长于共和体制之下，她们分赴日本、欧美去接受教育。与采苹不同，她们的名望并非得自家学传承、而是源于她们对新知识的掌握。然而在志气、自信与创造力方面，她们都是王采苹的后人”。

王采苹去世于1893年，“她去世前后出生的女性”在民国初年长成。这些从富饶的江南腹地聚集到北京、上海和南京的女学生们，正巧是金陵女子大学的第一批学生、《妇女杂志》的第一代读者。对于这些新女性而言，江南闺秀的文化传统既是滋养她们成长的土壤，又是她们急于丢弃的包袱。为此，我仿造曼素恩的手法，设计了本文开头时的那个场景。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1月

 

向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致敬

以王采苹的视角串起《张门才女》的故事，我猜出自曼素恩的有心营造。毕竟她自己说：“为了寻求一种合适的叙事方式，笔者接受了作家伊利·维迪耶罗的建议，她曾对笔者说：‘要想写出好的故事，你必须学会设计场景’”。

“张门才女”指常州张惠言家族的三代女性，包括张琦之妻汤瑶卿、汤瑶卿的四个女儿张公式英、张纟册英、张纶英、张纨英，及这四姐妹的女儿们。第三代中最著名的是张纨英的四个女儿王采苹、王采蘩、王采蓝、王采藻。按照惯例，王采苹姐妹应该被算入父系的王氏家族，但她们在经济、教育和日常生活中都依靠着母系，甚至一生未曾与王氏家族往来。在当时和后代人眼中，她们就是张门的一部分。

是王氏女还是张氏女？在这种错位制造的戏剧性之外，作者还从文献中找到了更有张力的材料。包括顾太清在内，清代很多闺秀题咏过一张名为《比屋联吟图》的长卷。这张图在2010年北京保利的拍卖会上被拍出，卷上附有49通题跋。作者是张曜孙的表妹、女画家汤嘉名（汤贻汾之女）。长卷描绘了张曜孙、包孟仪夫妇、张纶英、孙颉夫妇、张纨英、王曦夫妇在常州张宅共同居住、一起吟诗的欢乐场景。所谓“比屋联吟”是指在这个庭院的每间屋檐下，都有一对年轻夫妻在相倚唱和。曼素恩在书中附了一幅根据文献记载重新创作的《比屋联吟图》，并提醒我们：“非同寻常之处在于画面上的三对伉俪分别代表着张氏、孙氏和王氏三个家族，这意味着他们本不该比屋而居”。据此，曼素恩引出了对江南特殊的家庭结构的思考。她注意到江南地区大量存在的招赘、表亲婚和姊妹同嫁现象。在这些家族中，子嗣延续、物质帮助和家学传承常常是可以通过女性之间的关系而非男性关系来实现的。

这本书的有趣之处还在于它使用了现代学术著作不常用的体例。它包括主要是以纪传体写成的章节正文、每章之后的赞评和详尽的注释。据曼素恩自己说，这是为了向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致敬。但它事实上构造了一个比《史记》更复杂的叙事结构。虽然在章节正文中，曼素恩将大量的笔墨放在对家族内部关系事无巨细的叙写上，使它看起来像一部冗长的家庭小说，但赞评部分则显示了作者将问题置于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观察的能力。

她试图解释清政府、地域社会、家族个人间的关系是怎样促使江南精英阶层的女性参与历史的，也注意到十九世纪重大的历史背景怎样改变着这些女性的命运。前一个问题导引读者注意到十九世纪江南士族主要由仕宦、教学和行医构成的谋生方式、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交友网络以及冯桂芬、胡林翼、曾国藩等官僚对闺秀文学的支持甚至是对闺秀作家的雇佣和供养。后一个问题则引导读者注意到十九世纪广泛发生的农民暴动如何撼动江南闺秀的日常生活和文学创作，并最后由太平天国运动给予了闺秀文学最沉重的一击。注释部分则包纳了更广阔的内容，可以从中找到十九世纪边境战争、财政问题、盐漕变化等对于张门才女生活之影响的蛛丝马迹。

如果读者只想看一部关于清代才女的靠谱小说，看传记部分就可以了。如果读者对理解这一历史问题有兴趣，则可以继续看赞评。但想要读出它作为一部学术著作的价值，对注释的挖掘就必不可少。

张门:所有的繁衍都在这里发生，所有的离开都意味着死亡

曼素恩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书？我为什么要看这样一部书？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常常会被描述父性之慈爱的笔触打动。在张氏家族中，张琦首先被描述为一个对膝下小女无限爱怜的父亲。虽然大部分时候他忙于举业，但只要回到家中，就一定会教女儿读书、和女儿对诗，并为女儿的聪慧感到无限的满足。张琦死后，他的儿子张曜孙接替这一角色。他替姐妹收集和刊刻诗集、鼓励外甥女们写诗。王采苹远嫁时，他觉得能够给予的最好安慰就是替她刻一部收集了所有女伴作品的诗集。当那个远嫁的女孩在漫漫黄沙的途中打开书页，发现连自己都早已忘记了的诗歌也被舅舅视如珍宝。她从中得到了足够的安慰，从而敢于远行。连永远不中举的姨夫王曦第一次出场时也是轻轻抱起尖叫着的小女儿，然后才吟出一句诗。对于这些温柔的男性而言，仕宦不过是他们的经济来源和社会责任，妻女才是他们幸福的泉源、情感的依归。在曼素恩的笔下，女性的精神和情感追求不但被支持、被呵护，而且被真正地看到。

在张氏家族中，共同的趣味和相互的支持冲淡了由疾病、困窘带来的压力。曼素恩写道“采苹来到父亲的房间展示自己的新作，当时父亲正赋闲在家。王曦起身点亮油灯，读过女儿的诗作后，他提笔次韵一首。王曦又将两首诗都送给采苹的母亲，纨英刚产下采藻，尚在月中休养。纨英也和诗一首，又派婢女送到曜孙房里，当时曜孙正在家养病。曜孙舅舅倚在枕上，又和诗一首，随后让人送到纶英姨母房中，姨母也回赠一首。他们相互酬唱直至天明，婢女在各个房间往来穿梭，家中笑声不绝”。这样的场景能让每一个陷于高速运转的生活而深感被忽视的现代人热泪盈眶。我想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孩子享受过王采苹的这种童年——整个家族彻夜不眠，阅读她随性而成的一首小诗，并且所有人都对之做出最认真的回应。

在这样的想象中，曼素恩找到了女性从未找到过的精神故乡。她说：“作为才女之乡的常州可与著名女作家勃朗特姐妹的故乡相比。霍沃斯以及夏洛蒂、艾米莉、安妮的成长环境与19世纪初常州闺秀们所能享受的社会、文化氛围有着天壤之别，而最大的差别在于亲密的人际关系……哪怕在死亡、贫困面前，众多亲友也会给予帮助和慰藉……张家姊妹因此从未感受到夏洛蒂·勃朗特小说中那挥之不去的孤独感，而在痛失亲人时，张家人所能感受的安抚是勃朗特姐妹所不敢奢望的”。在她笔下，张氏宅院如同最初的伊甸园，所有的繁衍和抚慰都在这里发生，而所有的离开都意味着死亡。

也许正出于对母系家庭的强烈认同，曼素恩在扉页上写上了这样一句话：“献给我自己的大家庭——曼、琼斯和斯金纳”。

有独立面对丧失、混乱等主题，才能成为成熟个体

但曼素恩并不仅仅想要做一个退行到母亲怀中的婴儿。在做梦的同时她也保持着足够的清醒，因此她涉及了两个更深的主题。

首先，她意识到在张氏四姐妹中，成就最高的是那个唯一的“离开者”，随丈夫吴赞在京城居住的张公式英。正是因为必须离开家族的保护，在京城的社交生态中学习立足，张公式英才结识了沈善宝这样不同于张门才女的作家，并因此拓宽了文学视野，最终成为闺秀诗坛的领袖。下一代中的“离开者”是王采苹，不同于她依然通过招赘婚留在张家的妹妹们，她远嫁到河南，并很快失去了丈夫。为了谋生，她成为了李鸿章、许振祎等官员家庭的女塾师，也正靠着许振祎的整理刊刻之功，后人才能阅读到王采苹的著作《读选楼诗稿》。

曼素恩将张纟册英和王采苹作为整个故事中最重要的两个女性角色，似乎在暗示我们，除了由母系家庭构成的安全基地，在女性的成长中，同样需要一个重要的环节，即对安全基地的离开。只有独立去面对丧失、混乱、死亡等主题，女性才能成长为成熟的个体。张公式英和王采苹的被驱离和被成就正是下一代新女性生命之路的先声——她们必须要被放逐到东洋西洋，经历过许多破碎和重塑，才能成为第一代的现代女性。

第二个重要的主题是关于女性的人格阴影。在结语中，曼素恩说：“笔者承认回避了一些主题：其中之一当然是性欲，此外还有愤怒、嫉妒、冷酷、欺骗，谎言，以及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别人忘记的人性弱点”。但曼素恩也提到了那个“阁楼中的疯女人”贞女法氏“最终以戏剧性的、甚至是强势的姿态进入了笔者所写的张家历史，她的激烈刺穿了史料中将她紧紧裹住的缄默之帷”。暴戾阴冷的贞女法氏以她的存在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清代江南闺秀绝不仅仅像她们在诗歌和墓志铭中表现的那样优雅恬淡。围绕她们的文化也并非无比和谐、消除了一切迫害和冲突。由于无处不在的审查机制，她们灵魂中的撕裂其实是不允许被表达的。也许是出于文学构造，也许是出于现实中的角色分工，法氏以其悲剧性的一生代言了这些闺秀生命深处的冲突和痛苦，代表了对她们人生故事的另一种读法。

“放逐”和“阴影”这两个主题隐藏在《张门才女》表面上田园牧歌式的叙事之下，给予了本书一般历史学著作所难以表达的心灵深度。

结语:一代女性获得成就是下代女性成长地平线

我愿意把自己想象成清代常州闺秀的后代。

我的出生地隶属于清代常州府的辖区，一直在江南生活到25岁。在读大学中文系时，有一门《古代女性文学》课，但是我没有去选，因为在当时我的理解中，女性文学是指那些无病呻吟的诗歌和青楼歌女的艳词。那是我避之不及的传统。

直到写关于张惠言的硕士论文时，我才接触到张氏家族的女性文学。那是2005年的秋天，每天清晨，我和师兄师姐一起从苏州出发，坐一小时的火车到达上海，转地铁一号线在衡山路下车，散步至上海图书馆古籍部。在那里，我读到了《阳湖张氏四女集》、《澹菊轩诗》、《绿槐书屋诗》、《纬青遗稿》、《读选楼诗稿》。在回程的路上，我和小师兄小师姐谈论着她们的故事和我们自己手里的论文，却没有意识到我们之间的读书时光和友爱之情正是她们故事的现代版本，更没有意识到我们也将要穿透少年时代的玫瑰色梦想，去走一条放逐与阴影之路，并重新认识自己。

2010年冬天，我在加拿大McGill大学的图书馆里，用一台连接在电脑上的古老胶片机一帧一帧地截取《妇女杂志》的影像，从着装和姿态中观察旧式闺秀是怎样渐渐变成了现代新女性，也即是怎样从“她”变成了“我”。在第一卷第二期上，我又一次遇到了《读选楼诗稿》。

因此当拿到《张门才女》时，我其实已经等待了十年之久。我迫不及待想知道曼素恩笔下张门才女的人生故事与我在脑海中构造出来的是否相同。在阅读时，我一遍遍翻到注释页，与那些熟识的文献重新会面，而对于过往时光的记忆也一点点鲜活起来。那些光点最终汇聚成清晰的影像——一个白衣黑裙的民国少女急于告别过往，走进第一所女子大学的校门。她要到很多年后才会回过头来重新找寻与过往的关系，以便在未来中走得更远。这个少女，正是我自己生命的写照。

我非常感谢这本书的作者和译者。她们精彩的笔触让我得以通过观察张门才女来理解自己。在书中的一章，小小的王采苹在舅舅的宠溺和夸奖之下，有信心要将自己的诗歌献给远道而来的公式英姨母。她惊叹于这些女性长辈的优雅举止和广博言谈，忽然对自己的诗歌水平担心起来。这段虚构说出了一个重要的女性经验——一个小小的女孩必须通过对前辈女性的观察、模仿、羡慕和试图超越才能唤醒自己生命的潜能。因此，一代女性获得的成就、人格的强度是下一代女性成长的地平线。她们不仅仅是基地，也是航标。

我很感激前代女性虽然筚路蓝缕，却走得如此之远，从而为我们时代的女性赋予了巨大的可能性。为此，我想把这篇书评献给我的两位博导：叶嘉莹老师和方秀洁老师，并原谅我自己曾在你们面前感到如此紧张不安。

(文章来源：《新京报》2015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