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力作《哈佛中国史》中文版面世

《哈佛中国史》六卷本丛书，近日由中信出版集团组织翻译并正式出版。该书由国际著名汉学家卜正民教授领衔主编，集结罗威廉、陆威仪和迪特•库恩三位知名汉学家，萃集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最新的中国史研究成果，以全球史视野、多学科知识颠覆传统中国史叙述模式，倾十年之功写就，是继《剑桥中国史》之后最能代表西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史研究全新成果和水准的多卷本中国通史。
《哈佛中国史》丛书站在风起云涌的21世纪，从全球史角度重写“世界中国史”，引导世界重新思考当下中国。丛书上自公元前221年秦朝一统天下，下至20世纪初清朝终结，分为六个帝国时代——秦汉古典时代、南北朝大分裂、世界性帝国唐朝、宋朝的社会转型、气候变迁影响下元明帝国的兴衰，以及成就斐然、盛况空前的大清王朝，进而串起2000年中华文明跌宕起伏的荣辱命运。
《哈佛中国史》丛书专为普通读者而作，语言生动活泼，文风简明精悍，结构精致合理，极富故事性和启发性，是一套给大众读者的权威、简洁、清晰、独特的全新中国通史。
《哈佛中国史》丛书出版后获得很多赞誉，被称为“多卷本中国史的黄金标准”，堪称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典范之作，已被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数十所世界知名大学指定为中国史课程教材。

 

序言

【中文版总序】

20世纪90年代初我到北京参加一次会议时，幸运地发现清史研究专家朱维铮教授也出席了同一会议。在朱老师这一代人中，他可谓极富才学，或许性情也最火爆。对我而言，他还是一位慷慨的良师益友，在我需要之时往往不吝提出明智的建议。我想通过回忆自己与朱老师在北京月坛公园的一次谈话来为中国读者介绍这一套书。当时我俩正散着步，我突然向他袒露心声，说自己曾数度迷茫——90年代初的我正处于迷茫之中——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当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虽然能够像朱老师那样阅读第一手文献，但还是极度渴求拥有他那般理解中文文献的本能。到底怎样我才能像理解自己的母文化那般，更真切地理解中国呢？
朱老师做了这样一个比喻来回答我的问题：“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
朱老师或许对中国同事们的研究局限多有责备，但对那些愿意付出真正的努力来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则往往慷慨相助。他相信，我们的确能够带来些什么，而且我们拥有一种中国人无法依靠自身开辟出的观察视角，因为我们对中国的观察受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经验影响，而这些经验是中国人所没有的。听他说着，我不禁想起了明朝时的一句俗语：中国人用两只眼睛观察世界，欧洲人只用一只眼，其他地方的人则都是瞎子。我相信，朱老师是觉得他这一代的中国学者只睁开了一只眼，而外国历史学者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第二只眼睛。
作为一个二十来岁才开始研究中国的学者，我自然是站在房间外面来观察中国的。然而重要的是，我二十来岁的光阴正好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意味着我大致上与中国所谓的“文革一代”同辈。彼时正是西方史学经历大转折的时期，历史不再是伟人和强权间相互影响所取得的成就，而转变为普通人在其所处社会的约束与机遇中经历的生活。对于一个在此时拥抱中国明代社会和经济史的外国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讽刺，因为彼时我最想求教的历史学者并非来自西方，而是一个中国人——傅衣凌。傅衣凌对与我同辈的中国历史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展示给了我们具体的研究路径，让我们知道如何用明代史料写出各个阶层民众经历的历史，而不是统治家族支配的历史。70年代末，我有幸在北京见过傅老师一面，至今我仍后悔没能向他学习更多，像我从朱老师那里学到的一样。
当哈佛大学出版社邀请我主编一套中国帝国时期的历史时，我找到了与我同辈的三位历史学者，他们多多少少形塑了我在社会关系和物质文化方面的兴趣。我们并非用同一种语调或同一种国家视角（三人中一位是德国人，两位是美国人，我是加拿大人）来论述问题，但我们差不多是同一代人，踩在同一片知识的土地上。我并未做多少导引，主要是请他们引用自己和其他人近期研究的一些成果，这样他们的描述才能够与时俱进，跟上现在的知识脚步。我可不想我们只是在重复老套的故事。另外，我请他们仔细考虑在他们所写的那个时代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写作。我希望他们抱着生命经验之复杂的想法，而不是退回到“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它该发生”那一套统一的、早已建构出的历史叙述中。他们应该从自己所写时代的内部而非外部来呈现那些岁月，但同时，他们的写作也需要囊括该时期内中国所征服的地区，这就要求他们不仅从内部来观察，还要具备全局眼光，将影响该地区历史进程的非汉人形象更加具体。这套书仍保留的一个传统是按照朝代来划分中国历史。之所以这么做，部分是因为朝代变更往往意味着正式统治者的改变，由此人民的生活组织方式也改变了；更重要的是因为朝代的确提供了时间定位，方便人们明白自己在历史的何处徜徉。所以，读者会在这一套书中见证朝代兴衰，但也能更多地了解某个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像在故事书中那样只看到皇帝和大将军们的传奇故事。
我所写的元明卷与其他几卷有一个显著不同，这种不同是在整个系列的编纂后期才逐渐显露出来的，所以该特征在其他几卷中并没有出现。正如我提到的，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待历史，这么做最开始是为了满足我对自身的要求——我认为我们应该好好利用环境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而这些成果正不断涌现。然而，我逐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元明四个世纪的历史中，对民众生活经历和政治时运产生影响的最重要因素正是气候变化。气候虽不能回答历史提出的所有问题，但我发现要回答元明时期的许多历史问题就不得不把两个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整个世界的寒冷和干燥程度——考虑进来。元明卷并非完全在论述中国自中世纪暖期到小冰期的环境历史，但它的确是在将气候变化影响纳入考虑的框架内对历史进行阐释的。
现在，我邀请你们走进这个中国历史的房间，而四位学者正站在外头观察它。我希望你会同意，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些你会错过但值得留心的东西。我还希望我们发现的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能够激励中国读者用自身的内部观察视角来检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卜正民
2016年6月2日

 

名人推荐

我希望我们抱着生命经验之复杂的想法，而不是退回到“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它该发生”那一套统一的、早已建构出的历史叙述中。我们应该从自己所写时代的内部而非外部来呈现那些岁月，但同时，我们的写作也需要囊括该时期内中国所征服的地区，这就要求我们不仅从内部来观察，还要具备全局眼光，将影响该地区历史进程的非汉人形象更加具体。读者会在这一套书中见证朝代兴衰，但也能更多地了解某个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像在故事书中那样只看到皇帝和大将军们的传奇故事。
——《哈佛中国史》主编卜正民，中文版总序

透过海外中国学家对“中国/历史”的叙述，我们不仅能看到“异域之眼”中的“中国史”，而且能看到塑造“中国史”背后的理论变化，也能看到重写“中国史”背后的世界/全球史背景。其实，当他们用流行于西方的历史观念和叙述方法来重新撰写中国史的时候，另一个“世界中的中国史”就产生了。
——葛兆光，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哈佛中国史》推荐序

六卷本“哈佛中国史”丛书成功地填补了一卷本中国史教科书和多卷本的多位作者合力撰写一卷而成的《剑桥中国史》之间的空白，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基于朝代、每卷由一位作者独自撰写完成的解释性历史。
——包弼德，美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

权威、详尽的六卷本《哈佛中国史》丛书一直被奉为多卷本中国史的黄金标准。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六卷本中国史以一种新鲜、紧凑、易读的方式涵盖了公元前2世纪到20世纪初期中国古代王朝兴起、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进程。
——独立学者查尔斯• W.海福特

这一精彩的由著名汉学家卜正民教授主编的《哈佛中国史》丛书，为哈佛大学出版社带来了至高的荣誉。它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中国。
——历史学家乔纳森•米尔斯基

《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一书中有些见解或许可以作为对我们的考察和理解有所助益的“他山之石”。比如，作者陆威仪教授在政治史、军事史之外，以“帝国的城市”“农村社会”“外部世界”“宗族”“宗教”“文学”“法律”几个方面说明秦汉历史，这样的分析方式富有新意。中国的秦汉史学者有必要从西方学者的文化理念、学术视角、考察思路、研究方法借鉴其优异之处，通过比较鉴别，扩展自己的学术视野，提升自己的学术品质。
——王子今，秦汉史专家，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回归叙事，是历史学的新趋势，不仅中国如此，西方也是如此。叙事有种种形式，形式的变化和创新，应是历史学的追求。基于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作出精准的概括，写成易懂的叙事，是需要相当的努力才能达到的境界。我相信，阅读《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一书的读者，一定会体验到作者陆威仪的苦心而受益。
——李开元，秦汉史专家，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
《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是继《剑桥中国秦汉史》之后又一部认识和了解西方学者对秦汉历史总体看法的佳作。它把秦汉放在世界史、中国史的整体视野中观察，较为全面系统地描述了秦汉历史的概貌与演变。陆威仪教授把目光深入到了历史的内部，用自己的体验与理论，而非“早已建构出的历史叙述”体系，在各个专题中表达了自己不少独特的见解。与此同时，他对秦汉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碑刻资料以及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极为熟悉，信手拈来，运用得当，体现了一位专业史学家的高超素养。
——卜宪群，秦汉史专家，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一书对魏晋南北朝史的重写有相当坚实的理据，具备了“成一家之言”的基本条件。从历史空间的拓展，到士族、军将等历史要角的崛起和影响，再到芸芸众生的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态势，以及中外关系、社会体制、宗教形态和文化生活等领域所示特色的递嬗，陆威仪教授力图以此凸显当时一系列历史转折的内涵及其对此后中国史发展的意义。且其展现于读者面前的具体样态，又堪称精神饱满而文史贯通，加之其通篇娓娓而谈、见微知著又要言不繁，遂能令人读之甚快而又会心深思。
——楼劲，魏晋南北朝史专家，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世界性的帝国：唐朝》是写给西方读者阅读的一本概要性唐史著作，其谋篇布局不拘套路，抓住主要问题，不求面面俱到，有自己的独特叙事框架。有些内容，作者陆威仪教授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心得，有些内容则比较充分地综合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观察问题的视角独具一格，加上翻译语言和概念上的格义效应，在整体叙事上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作为他山之石，对于国内读者有不可多得的参考意义。本书还保留了作者引用文献的出处，对于国内同行了解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也不无裨益。值得向读者诸君郑重推荐！
——张国刚，唐史专家，清华大学教授

《世界性的帝国：唐朝》通过对唐代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城市、乡村、宗族、宗教、文化以及外部世界等方面的具体描绘，以生动的事例向读者展现了中国古代高峰期异彩纷呈的恢弘画卷。作者陆威仪教授着重论述了在唐代社会诸多领域陆续发生的巨大变革，凸显了唐代历史的特点，也揭示了这一时代在中国古代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开启了帝制时代后期的历史。
——郝春文，唐史专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如何向对中国古代历史几无了解的读者讲述其最辉煌的朝代，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由师从何炳棣先生的斯坦福大学中国历史教授陆威仪执笔的《世界性的帝国：唐朝》一书无疑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对唐代历史观测点的选择独具特色，众多小故事背后都有大关怀，从帝制中国整体特征的宏观视野提出或综括出了许多独特的切入点。即使站在一个挑刺的专业研究者角度，我对本书的阅读体验也相当愉悦。
——刘后滨，唐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内容广博、行文晓畅是《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的重要特点。作者迪特•库恩眼界通贯东西，视域开阔，态度切实，通篇征引丰富，环环递进。整体叙述前后呼应，突出了本书的核心议题，引导读者看到，这一时期“在理性、效率、前瞻性和经济活力的基础上”经历着中古历史的转型。宋代的新儒学思想家致力于为这一急剧转型的世界提供可行的出路，而脱胎于此的社会准则和价值观念，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影响着中国社会的道路选择。
——邓小南，宋史专家，北京大学教授
《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可以说是中国读者读到的第一部较为全面反映西方学界对宋代历史认识的著作。即使将来出自众人之手的《剑桥五代宋朝史》中译本出版，也不能完全取代这部书的价值，因为本书具有作者迪特•库恩长期研究中国科技史、艺术史和宋史的鲜明特色。这部出自西方学人的书却力图回到传统中国的认知上，亦即探究宋代历史是如何在儒家思想统领、影响下践行和发展的。单就域外学者努力解析中国文化密码，尽力还原一个真实的宋朝而言，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
——李华瑞，宋史专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挣扎的帝国：元与明》卜正民教授用他新颖的视角和生动细节描写成就的一部元朝与明朝的历史。他将元朝与明朝的历史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政治史与社会经济文化史相结合，将传统的历史多层次并且立体化，将国家更看作为一个经济体而不仅仅是政治体，这些都是他与我们这些国内学者解读历史的不同之处。
——商传，元明史专家，中国明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不仅有着精致的结构，而且富有故事性和启发性，以及强烈的现实关怀。卜正民教授强调了一个时代挣扎的身影：在政治人物的风云际会、民族迁徙斗争杀戮的背后，全社会（不只是中原农业文明群体）统统屈服、受制于环境变迁，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做出一定程度的探讨与努力。它兼顾各界读者的精心布局，与一贯的高度可读性，对专业、非专业读者各有价值。
——李新峰，明史专家，北京大学教授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作者罗威廉在本书《导言》中说：历史学家们现在对大清帝国的理解，与四五十年前我们所曾经理解的大不一样了。感谢作者罗威廉，本书夹叙夹议式的宏大叙事，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最富有活力的清史领域产出的丰硕成果，并且通过此一对比，领会五十年来人们对大清帝国的理解确实已经“大不一样”。
——张广达，著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由于史料、观点、方法各方面的原因，清史研究之难，可谓中国各断代史研究之冠。穷一人之力完成一部清史，本已非常人可为，而要写出一部超越前人的清代全史，其难更是可想而知。本书作者罗威廉教授，以其毕生治清史的深厚功力为基础，综合了国际及中国清史学界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包括深刻把握了社会史研究、内亚转向和欧亚转向三大重要新取向，成功地融合了新清史、社会史、内亚史、东亚史以及比较世界历史的眼光，从而把清朝历史放入前后更长时段的中国史脉络以及更加广阔的全球史空间中。本书抛弃了传统的清朝无能保守及中国近代史起于西力入侵的传统观点，将清朝视为一个克服种种挑战、成就与失败并存的重要时期，从而深入地展现中国近代历史自身演变的特质。这些特点，使得本书体现了前沿学术和传统学术的完美结合，成为一部难得的成功之作。
——李伯重，明清史专家，清华大学教授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作者罗威廉本身就是《剑桥中国史》“清代卷”的作者之一，又长期担任《中华帝国晚期研究》杂志的主编，这使他在综合利用现有中西方学者的成果方面具有优势，写作这样一部概括性的断代史驾轻就熟。读者阅读此书时，既可以发现他个人对清史的独特看法，也可以了解到海内外清史研究者的重要观点。特别是如何以一种较小的篇幅，雅俗共赏、夹叙夹议地展现大清一代的历史全貌，是我们中国的学者需要学习的。
——赵世瑜，清史专家，北京大学教授
罗威廉教授的大作，以其非凡的学术功力，对费正清以来美国清史领域相继兴起的“冲击—回应论”、“中国中心观”以及“新清史”等诸多流派进行批判与综合，力图构建一种与传统中国的王朝模式截然不同的新的帝国形象，即一个具有标准的近代早期欧亚大陆形态的“多民族普世帝国”。如果清史研究在未来的美国真的像罗教授最近预判的那样变成 “绝学”，那么作为通史，这一部《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也很有可能成为某种“绝响”。
——夏明方，清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