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在英国的传播与著述的出版_国际汉学研究——汉学，汉学家，汉学研究，sinology，china studies

中国古典诗歌在英国的传播与著述的出版

来源:译研网作者:无时间:2014-03-25 11:04

任增强

摘要：中国古典诗歌在英国的传播与译介研究著述的出版可划分为16世纪的发端期、17世纪的沉寂期、18至19世纪的发展期与20世纪的繁荣及回落期四个不同时段。考察各时段中国古典诗歌在英国的译介与研究，可以发现，其流布具有源远流长但中有停滞，重译介而轻研究，首倡之功大但研究后劲匮乏等特点。

关键词：中国古典诗歌；英国；传播；出版

　　古典诗歌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形式，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宝贵文化遗产。在中国古典诗歌对外传播的进程中，英国是其在英语世界传播的第一站。故而，推源溯流，考镜中国古典诗歌在英国的译介与研究，对于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进一步提升其在英国甚至世界的影响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中国古典诗歌从广义上来说，包括诗词曲赋等门类，但在本文中，考虑到西方汉学家业已形成的思维习惯及研究偏嗜，我们则取狭义上的“诗”（Shih）为关照对象。本文尝试对中国古典诗歌在英国的译介与研究加以分析，历时性地梳理相关文献资料，并加以评述。从历时的角度观之，中国古典诗歌在英国的传播与译介研究著述的出版可梗略地划为四个不同时段：16世纪末的发端期、17世纪的沉寂期、18至19世纪的发展期、20世纪的繁荣及回落期。从流布特征上看，英国的中国古典诗歌传播与出版，源远流长但中有停滞，重译介而轻研究，首倡之功大但研究后劲匮乏。

　　一、16与17世纪：传播的发端期与沉寂期

　　英国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在英语世界流播的第一站，其历史可追溯至16世纪。彼时，新航路业已开辟，欧洲的商人与传教士陆续东来，接触并了解到一些中国文化，而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知识便辗转传至英伦三岛。据有关学者考证，英国学者乔治·普登汉姆经由他人介绍，获知中国古典诗歌，并意识到中国诗歌之暗示性和简明性。他在1589年出版的《诗艺》中率先向英语读者介述中国古典诗歌格律，并译介了两首诗。此一观点首见于钱钟书先生，钱先生于1945年12月6日在上海对美国人发表的题为《谈中国诗》的演讲稿中有如下说法：“假使我的考据没有错误，西洋文学批评里最早的中国诗讨论，见于1589年出版的泼德能所选《诗学》（Art of Poesie）。泼德能在当时英国文坛颇负声望，他从一个到过远东的意大利朋友那里知道中国诗押韵，篇幅简短，并且可以排列成种种图案形状。他译了两首中国的宝塔形诗作例，每句添一字的画，塔形在译文里也保持着——这不能不算是奇迹。”[1] 其后，学者张弘在《中国文学在英国》，黄明奋在《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朱徽在《中国诗歌在英语世界——英美译家汉诗翻译研究》等著作中均持此论。本文亦从成说，将普登汉姆有关中国诗歌特征之言述视为英语世界汉诗翻译与研究之发端。如此，中国古典诗歌在英国的传播时间可上溯至16世纪末。

　　17世纪之前，英国有关中国的知识基本上得之于间接的途径。进入17世纪，经过资产阶级大革命后的英国，迫切需要开拓海外市场，进行对外扩张，由始关注远东地区。直至17世纪末，英国人已从来华传教士的拉丁文译本及英文转译中接触到了儒家经典，当然其中包括《诗经》，这不仅使英国人对中国的物质层面有了新的认识，而且对中国的精神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整个17世纪，在英国并未出现新的诗歌译介或新的中国古典诗歌论述。[2] 中国古典诗歌在英国的真正传播尚需到18世纪。

　　二、18至19世纪：传播与出版的发展期

　　18至19世纪是中国古典诗歌在英国传播与出版的发展期。这一时期，出于现实需要，英国传教士、商人、外交官纷纷来华，开始直接接触与了解中国。这批人注重学习汉语和研究中国文化，并编纂了一些汉语语法、英汉词典之类的工具书。虽然此时的汉学研究成果主要是语言知识、地理民俗、游记之类，但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已有了一定程度的进展。在18世纪，英国出现了第一位汉学家威廉·琼斯爵士。琼斯是语言天才，通英语、拉丁语、俄语、梵语、藏语、汉语等28种语言，他一生翻译和注释了大量东方国家的文化典籍。其在1774年用拉丁语所撰之《亚洲诗歌集解》（Poeseos Asiaticae Commentariorum）便涉及《大学》中所引《诗经·卫风·淇奥》篇的疏解。在《关于中国人的第二部经书》此一论文中，琼斯又将《淇奥》和《周南·桃夭》由中文译成拉丁文，并指出，诗歌在任何民族、任何时代、任何地域都会采用同样的意象。

　　总体观来，这一时期“不仅翻译数量少，面也相当狭窄，也缺乏对中国古代文学真正的了解，更谈不上深入的研究”，[3] 但相对于17世纪的沉寂，这一时期中国古典诗歌在英国的传播毕竟有所推进。

　　19世纪鸦片战争后，英国以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接踵而来的中法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等使得中国的门户进一步向西方洞开，西方的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和旅行家洪水般拥入中国。语言问题依然是他们进入中国后首先遇到的障碍，故而他们编纂了更多的中英文工具书和教科书，随着这批西方人在华生活时间的延伸、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了解的增多，他们开始搜集整理大批中国典籍和风俗文化资料，逐步触摸到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在震惊、激动之中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搜集资料转为对这些资料的研究与探求，从而完成了由传教士、外交官向专业汉学家的身份转换。此一时期，出现了英国汉学史上的三大代表人物：理雅各、戴维斯和翟理斯，他们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与研究为之进入英语世界和西方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古典诗歌在英国的流播才得以踏步前行。

　　三、20世纪：繁盛与回落期

　　20世纪上半叶，英国汉学史上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此与英国政府的直接干预关系颇大。1906年，英国财政部门成立专门的委员会，探讨改进汉语教学和研究的问题。委员会邀请一些著名专家学者进行调查，于1909年形成调查意见并向国会报告，这就是英国汉学史上有名的《利伊报告》。该报告建议将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合并，由国家拨款成立东方研究院。1917年亚非学院正式开学，1938年改名为东方与非洲研究院，这是一个兼研究与教育为一体的机构。此外，在这股“汉学风”的影响下，牛津大学建立中国学院，剑桥大学成立东方学院。汉学研究机构的陆续设立，为培育与造就汉学人才创造了条件。20世纪英国汉学界涌现出亚瑟·韦利、维克多·鲍瑟尔、修中诚、白之、韩南、霍克思、葛瑞汉等世界知名的汉学家，以及著名的诗人译家克莱默-宾，同时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与研究也出版了大批成果与重要著述。　　维克多·鲍瑟尔的《中国诗歌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Poetry，1929）是此一阶段汉诗译介与研究的重要收获。鲍瑟尔是一位有着军方背景的英国汉学家，《中国诗歌精神》是一本小册子，全书以英译唐诗作品为论述对象，以李白诗歌为范例，述及鲍瑟尔对普世文化观念之阐释、对中西文化之异同的理解、对唐诗抒情主题的思考，同时也对数位唐诗英译家做了比较品评。鲍瑟尔独具只眼，由汉字偏旁结构入手，探讨中国古典诗歌的“字思维”，他以为“每一个汉字就是一首诗”，[6] 中国诗歌之精髓尽在汉字中，鲍瑟尔集中探讨了汉诗的意象美与汉字的形体美。他指出，欣赏汉诗在于“看”而非“听”，在于品味汉字所呈现出的审美意味。汉字所能衍生出的联想力，其强度要远胜于拼音文字。在汉诗中，并不存在严格的语法结构，字与字之间并不粘连，而是以单一个体形式直接诉诸读者的视线。拼音文字能够直接从字面上产生音响效果，而汉字带来的则是图形的想象。汉字本身所蕴含的历史要素与词根意义给读者以更为深厚的意涵。

　　此一时期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还见于著名诗人克莱默-宾译著的中国古典诗选《元宵节》（A Feast of Lanterns，1916）和《玉琵琶》（A Lute of Jade： Being Selections from The Classical Poets of China，1917），此二书在西方也颇有影响。在上述两汉诗译著导言中，克莱默-宾以优美的笔触，表达了其对中国古典诗歌精致而浪漫的理解：“中国诗歌旨在使读者达到类似佛教之‘三昧’（samadhi）的精神极乐状态。所有伟大的诗歌都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诗人仅仅提出了主题，读者需要加以揣测。每一首诗都是一扇开启着的门，最后一根琴弦拨动着不尽的追思。”[7] 克莱默-宾认识到，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必须追溯到中国道家思想。他认为道家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诗人和艺术家都是道家的隐士。神秘的大自然是他们的神龛，他们心如止水，其上有月光映照，白云飘浮和落花片片。此外，克莱默-宾还指出，中国人的祖先崇拜亦影响到他们的艺术创作，即总是将过去的历史与传说编入诗歌之中：比如在杜甫的诗歌中总有着前代诗人的身影与声音；李白借用旧的主题创作新的诗篇。

　　此外还有两部诗选值得一提，白之主编的《中国文学选集》（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Early Time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1965；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o the Prsent，1972），此书分为两卷，第一卷选译了14世纪以前的中国古典诗人及其作品；第二卷收入了14世纪以后至现当代的中国诗人诗作。白之在《中国文学选集》（第一卷）的导论里，对唐代诗人元稹《行宫》诗作了详细分析，并以此为例，表述了对汉诗特征的一些认知，包括极为精炼、意象丰富、含蓄委婉等。此外，白之又列举出李商隐的《锦瑟》以及英国汉学家葛瑞汉的英译及评析，详细介绍了中国律诗在结构上的特点，包括节奏、对仗、用典等。重要的是，白之还简略谈到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道家思想使得诗人与外界的山水达到‘同一’（identification）的状态，这在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8] 但是王维的山水诗却呈现出“无我”（the obliteration of his own self）的境界，这是西方汉学界对汉诗“无我”说较早的发明。

　　英国汉学界的中国古典诗歌译介在20世纪上半叶繁荣一时，但好景不长。二次世纪大战之后，一些知名的英国汉学家，如修中诚、白之、韩南等移居美国。这昭示着英语世界的汉学研究重心在战后从英伦逐渐转移到了北美。20世纪后半叶在英国国内，还有两位汉学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值得称道，即霍克思与葛瑞汉。霍克思是英国汉学家、翻译家，他在1959年出版了《楚辞》的英译选集（The Songs of the South： An Anth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Poems by Qu Yuan and Other Poets，1959）。而他的《杜诗初阶》（A Little Primer of Tu Fu，1967）是有关杜甫及其诗作的一部重要研究性译本。霍克思最重要的译作是《红楼梦》（The Story of the Stone： A Chinese Novel in Five Volumes，1973-1986）。《红楼梦》中的诗词英译成为霍克思汉诗英译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葛瑞汉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方面也取得丰硕成果。葛瑞汉为当代英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终身教授，他的主要译著是《晚唐诗》（Poems of the Late Tang， 1965）、《西湖诗选》（Poems of the West Lake， 1987），其中《晚唐诗》由闻名全球的英国企鹅出版公司列入“典籍丛书”出版。

　　四、汉诗在英国传布与出版的特点

　　16世纪末中国古典诗歌经由间接途径被介绍到英国，此后近乎沉寂，再历经18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之短暂繁荣，接着便呈现回落趋向；二战以后虽再度复兴，但与欧陆诸国，尤其是与北美地区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总体言来，英国的中国古典诗歌译介与研究特征可以归拢为如下几个特点：

　　1. 历史悠久但波折不断

　　早在1589年，即中国的明万历年间，普登汉姆便率先在英语世界介绍中国古典诗歌，而彼时耶稣会士利玛窦方在中国立足；而三百多年后的1894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学者丁韪良在《哈博斯新月刊》第二期上发表《从长城看中国》一文，才始论及中国古典诗歌。虽然起步较早，但是英国的中国古典诗歌译介与研究在17世纪曾一度陷于停滞，直至19世纪中叶才有了新的发展，后经20世纪初的昙花一现，至20世纪后半叶，由于大批本土汉学家移居美国，包括诗歌在内的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又遭受重创。　　2. 译介作品多于研究著述

　　中国古典诗歌在英国的传布与出版过程中，译介多于研究。19世纪的著名汉学家理雅各、戴维斯和翟理斯，其诗歌译作在数量上多于研究性论著。其中，理雅各以翻译中国经典而著称；戴维斯虽著有《汉文诗解》，但其中选译了大量《诗经》《三字经》、唐诗、清诗，乃至小说（如《好逑传》）中的诗歌。其后，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鲍瑟尔的《中国诗歌精神》，亦是选译大量诗歌作品。翟理斯从文学史的角度对中国诗歌的概况、成就进行说明，认为中国古典诗歌始于《诗经》，发展于《离骚》和《古诗十九首》，最终成熟于唐诗。鲍瑟尔在《中国诗歌精神》一书中为说明汉字对于鉴赏汉诗的意义，不厌其烦地把李白原诗逐字按照偏旁部首拆开，一一讲解每一个部分的含义。在学术价值上，英国汉学家的著述与后来美国汉学家如刘若愚的《语言—悖论—诗学》（Language-Paradox-Poetics： Chinese Perspective，1988），或者余宝琳的《中国诗歌传统中的意象解读》（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on，1987）相比大为逊色，其译介成分远远大于理论探讨与体系性构建。英国汉学家葛瑞汉曾言道，“对于非本国语言与文学的细致批评很可能会出现乖谬，这一任务最好还是留由少数如刘若愚这样熟悉西方批评技术的中国人来做”，[9] 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英国汉学家学术自信力的不足。

　　3. 首倡之功大而研究后劲不足

　　英国汉学界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不时有一些思想火花的闪光，如在《汉文诗解》中，戴维斯就曾指出，“长期以来似乎有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汉诗的全部优势来自于对汉字奇特而富于幻想的选择，以及对其偏旁部首的考虑” [10] 。其后鲍瑟尔在分析李白诗歌时开始拆解汉字偏旁。这一由汉字结构切入汉诗研究的独特视角进而发展为美国学者费诺罗萨的汉字诗学理论，而最终在美国诗人庞德、艾米·洛维尔、弗洛伦丝·艾斯珂等的汉字结构分解实践中遽成气候并获得成功。再者，白之对汉诗“无我”说的揭示也启迪了后来美国华裔汉学家叶维廉对汉诗这一特性的系统研究。可以说，英国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不乏先行人与先知先见，但研究后劲明显不足。究其原因，则在于英国汉学素以实利主义为导向，对于中国的研究是“经济利益的考量超过文化的兴趣”，[11] 此种情形在20世纪尤甚，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从事中国研究的人员中，对古代感兴趣的只占25%。[12] 据学者黄鸣奋在20世纪末的统计，英国4个世纪以来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书籍出版了300余种，博士论文30余篇，但若和美国相比，则差了一大截。美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比英国晚了两三百年，但现有的书籍和博士论文却达1000种，且均是20世纪问世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