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简帛《老子》研究述评_国际汉学研究——汉学，汉学家，汉学研究，sinology，china studies

美国简帛《老子》研究述评

来源:北外国际汉学作者:李真真时间:2021-09-24 08:38

摘要：美国汉学家关于简帛《老子》文本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老子》的英译、文献学及文字学研究三个方面。本文通过对美国简帛《老子》研究的相关论著的整理分析发现，美国汉学界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国内考古发现，尤其是出土《老子》的相关动态。积极开展与中国学者的平等对话和交流。研究的角度多样化，研究领域也从单纯的文本翻译拓展到文献学、文字学、历史学、宗教学、哲学等方面。关键词：《老子》简帛美国汉学中图分类号：B223.1

引　言

美国的汉学研究起步于19世纪后期，发展到现在，美国汉学涉及历史、宗教、文化等诸多领域。美国汉学家关于中国简帛文献的研究与中国境内的出土文献研究相伴，并且长期互动发展。近几十年来，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出土简帛文献的热情始于1973年马王堆3号汉墓的发掘，进入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大宗简帛材料陆续刊布，美国汉学界迎来了“简帛时代”。中国简帛学俨然成为美国汉学研究中的显学，而其中简帛《老子》更是引起了美国汉学家的极大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下文主要介绍近年来美国汉学家关于简帛《老子》的研究成果并加以评述。

一、有关马王堆帛书《老子》研究

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甲本和乙本，这批材料一经公布立刻引起了美国汉学界的高度重视，1975年，《早期中国》（Early China）就刊登了王安国（Riegel Jeffrey）的文章《最近〈考古〉和〈文物〉杂志关于马王堆2号和3号汉墓文章的摘要》（“Summary of Some Recent Wenwu and Kaogu Articles on Mawangdui Tombs Two and Three”）。1976年该刊又刊载了夏德安（Donald Harper）和王安国合作发表的文章《马王堆3号汉墓所出土的文献》（“Mawangdui Tomb Three Documents”）。与此同时，加拿大华裔学者冉云华（Jan Yin-hua）也发表了《简帛学研究简明目录》（“A Short Bibliography of the Silk Manuscript”）。这三篇文章对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简帛文献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在此基础上，美国汉学家们围绕马王堆帛书《老子》展开的研究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早期中国》2014年8月号书影

（一）马王堆帛书《老子》的英译
西方汉学界最先出版马王堆帛书《老子》英译本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刘殿爵（Din Cheuk Lau，1921—2010），他在1982年出版了帛书《老子》的首个英译本，名为《中国古代经典：道德经》（Chinese Classics: Tao Te Ching）。美国汉学界最先英译马王堆《老子》的是美国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宗教系教授韩禄伯（Robert Henricks），他在1989年出版了专著《德道经：基于马王堆新发现帛书的新译本》（Te-Tao Ching: A New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Ma-wang-tui Texts）。韩禄伯是美国从事早期中国研究的泰斗级人物，以马王堆《老子》甲乙本的研究驰名海内外。该译本前面有《总论》，介绍《老子》和马王堆帛书的概貌。该译本以马王堆《老子》乙本为底本，甲本作为补充。正文的第一部分是《老子》的英译文，第二部分是马王堆《老子》甲乙本的中文文本。作者在译本中使用大量的注解来说明马王堆《老子》甲乙本与传世本之间的区别。自1989年至1993年，该译本在美国和欧洲连出七种版本，在英语世界颇具影响力。

刘殿爵

1990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梅维恒（Victor Mair）出版了《道德经：关于德与道的经典》（Tao Te Ching: The Classic Book of Integrity and the Way）。梅维恒是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和英国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的双博士，是美国从事古汉语翻译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该译本以马王堆《老子》为底本，《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参照今本章次，分句分段，依照顺序翻译。在《前言》《后记》以及《附录》中，梅维恒使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老子》与古印度的《博伽梵歌》（Song of God）的关系，他发现这二者有很密切的联系。

梅维恒《道德经：关于德与道的经典》

（二）马王堆帛书《老子》的文献学研究
关于美国马王堆帛书《老子》的文献学研究，韩禄伯和鲍则岳（William Boltz）用力最深。韩禄伯除英译马王堆《老子》外，还就马王堆《老子》的文本发表了一系列文章。1979年，他在《通报》（T’oung Pao）发表《马王堆帛书〈老子〉与王弼本〈老子〉比较研究》（“Examining the Ma-wang-tui Silk Texts of the Lao-tzu: With Special Note of Their Differences from the Wang Pi Text”）。该文把马王堆《老子》与传世王弼本《老子》进行比较，分析了马王堆《老子》和传世本的异同。马王堆《老子》的出土使得韩禄伯重新考虑传世本《老子》的分章问题，他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即《论〈老子〉的分章》和《再论〈老子〉的分章》，韩禄伯指出，可以用两种思路去研究《老子》的分章问题：“一是通过考察《老子》版本源流来看历史上有关《老子》分章问题的各种观点；二是通过我本人对原文不带任何成见的仔细阅读（就像我从来没有读过其他版本那样），来确定应该以什么为依据和在何处分章。”当然，韩禄伯的文章也有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设想了一个《老子》“原本”，他把那些更符合逻辑的分章当作更接近《老子》的“原本”，但实际上，这个“原本”其实并不一定存在。对《老子》早期传本结构不能以简单的“优”与“劣”或“原本”与“非原本”来评价。另外，韩禄伯还对马王堆《老子》文本进行了详细的注释与评论，并仔细对比分析了马王堆《老子》与传世本在字词、句式上的差异。韩禄伯的其他相关论文还有《马王堆〈老子〉及其成书年代考》（“The Ma-wang-tui Manuscripts of the Lao-tzu and the Problem of Dating the Text”）《马王堆〈老子〉异文研究》（“A Complete List of the Character Variants in the Ma-wang-tui Textsof Lao-tzu”）。鲍则岳是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深受西方文献批评理论影响。他在《文献批评与马王堆〈老子〉》（“Textual Criticism and the Ma Wang Tui Lao Tzu”）一文中批评了刘殿爵在英译马王堆《老子》时所犯的错误，即没有弄清楚异文的类型，错把字形变异当作词汇变异，从而造成了翻译的错误。鲍则岳在《阅读早期〈老子〉》（“Reading the Early Laotzyy”）中就中国文献批评理论及如何对待出土文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西方汉学家对待诸如马王堆《老子》此类出土文献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文献批评理论，因而导致了学者们的一些极端的观点。出土文献的价值是在于改正传世文献，还是为相关文献提供一种新的解读，亦或在于证实传统的解释？异文是如何产生的，是不同学派的不同观点所致，还是抄手的抄写失误所致？如果我们把某个字单纯地当成一个错误或许也不太妥当，因为即使异文的出现是一个错误，也可能是当时宗教、文学和社会背景变化的反映。这些观点都很值得国内学者借鉴。鲍则岳还在《从马王堆帛书看想尔〈老子〉的宗教和哲学意义》（“The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Hsiang erh’ Lao Tzu 想尔老子in the Light of the Ma-wang-tui Silk Manuscripts”）一文中将想尔本、马王堆帛书本、王弼本和河上公本这四个版本的《老子》进行比较。他认为，有些地方想尔本与通行本相同，而与帛书本不同，这表明东汉时期《老子》版本彼此相近，但与帛书本不同。还有些地方是想尔本与帛书本相同，而与通行本有异，这表明想尔本更接近老子原本，也说明想尔本是汉代道教形成时期的一个注本，比王弼本或河上公本都早。由此他得出结论：想尔本比任何其他后来的文献更接近于帛书本，想尔本优于王弼本，更优于河上公本。
（三）马王堆帛书《老子》的文字学研究
有关马王堆帛书《老子》的文字学方面的研究最值得谈的是鲍则岳和李孟涛（Richter Matthias）。鲍则岳在《马王堆帛书及其传世本之比较》中谈到汉字的字词关系问题，他指出：“在阅读传世本时，我们总是不自觉地把词和字联系在一起，如此地习惯成自然，以至于经常混淆了‘字’、‘词’两个概念本身，不经意地把‘字’叫作‘词’，而不去考虑它们之间实际的关系。”因此，在阅读古文献时，遇到异文当首先区分这个异文是词汇的变异还是书写的变异。鲍则岳使用这个方法分析了马王堆《老子》甲乙本、河上公本和傅奕本中的异文，并指出有些中国学者时常犯字词不分的毛病。鲍则岳的这种分析方法是科学的，不过，他在比较分析《老子》的帛书本和传世本中的异文时，时常比较抄本（即帛书本）和刊刻本的字形，这显然是不妥的，因为二者没有可比性。李孟涛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亚洲语文系教授，多年来一直很重视文本的研究，强调文献原来的状态，他提出了用文字字形批评理论来分析马王堆《老子》异文的观点，并从书写习惯角度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他在《马王堆〈老子〉中的异文分布情况研究》（“Towards a Profile of Graphic Variation: On the Distribution of Graphic Variants Within the Mawangdui Laozi Manuscripts”）中将帛书《老子》的异文分为非结构性异文和结构性异文。所谓非结构性异文是指文字形体的变化，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异写字。结构性的异文是指文字结构发生变化或者使用同音字代替，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通假字。异文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辨别这些文献出自不同的写手，还可以根据它们的来源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最后李孟涛指出，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和乙本并不是出自同一个抄手，在抄写风格上，乙本要比甲本显得更正式。李孟涛在《古代文献的演变：马王堆帛书甲本〈老子〉第八章为例》一文提出一种新的写本释读方法：我认为，读古代中国手抄本的时候，我们最好先依据手抄本本身的文字书写规范来断定读法，这是最首要的标准。其次，是看文本内在的逻辑意义有没有矛盾。再次，是看传世文献跟手抄本的平行文本。最末才是运用一般的古代汉语用法和当时的正字法。李孟涛用这种方法分析了马王堆《老子》甲本“第八章”的释文，他认为中国学者将“上善治水”读为“上善似水”和将“水善利万物而有静”读为“水善利万物而有争”是不恰当的。不能将马王堆《老子》和传世本《老子》进行简单的比附，把它们的不同之处强行解释为书写错误或通假字了事。他最后指出：我只是想强调在古代中国文本中存在的版本的多样性远比我们假设的情况要复杂。遇到不同的版本时我们应该把每种版本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来认真对待，而不是把一种版本与其他版本的区别一律当成是书写错误或者通假字。
（略去第二、三节）
（李真真：重庆邮电大学国际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