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莱尔的学术性翻译及其译者惯习形塑

摘要：文章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和西梅奥尼的"译者惯习"概念,阐析美国汉学家威廉·莱尔的职业发展轨迹及其译者惯习的形塑。家庭环境的熏陶、早年从军和在台湾生活学习数年的经历及其接受的教育与培训,使莱尔选择专攻中国现代文学及鲁迅研究,偏爱研究与翻译幽默、讽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在他的职业惯习与其积累的初始资本相遇之际,莱尔顺理成章地进入翻译场并参与场域的实践。莱尔是纯粹的学者型译者,在其30年翻译出版生涯中,他的翻译选材取向和翻译策略逐步定型,学术性翻译的思想渐趋明晰,体现为撰写长篇译者导言、提供大量学术性注释、采用诠释译法等,翻译风格愈显沉稳成熟。
关键词：威廉·莱尔;学者型译者;学术性翻译;译者惯习;鲁迅研究
 
一、引言
在2009年发表的《译者研究的名与实》一文中，切斯特曼(A.Chesterman)指出，当前翻译研究发展的趋势之一是“明显聚焦于译者，而不是译作”，这种从不同角度考察译者能动性(translator’s agency)的研究“尤见于翻译社会学中”。近年来，国内也出现了一股译者研究热潮。社会翻译学特别关注作为“社会行为人”的译者及其社会实践，为我们开展译者研究提供了适用的理论工具。
本文以美国汉学家威廉·莱尔(W.A.Lyell)为考察中心，他被誉为“美国最有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之一”。在国际汉学界，莱尔主要因其学术专著《鲁迅的现实观》而知名。该书影响颇大，确立了他作为鲁迅研究专家的学术地位。此外，莱尔还翻译出版了四本中国现代小说译作，包括鲁迅小说1部、老舍小说2部、张恨水小说1部，均具学术性翻译的特色。近年来，国内学界对莱尔译作的研究颇为活跃，尤其关注他翻译的鲁迅小说全集《〈狂人日记〉及其他小说》，以刘影，陈垣光、王树槐、汪宝荣、严苡丹，韩宁、李慎，朱健平、张奂瑶等的相关论著为代表。以上学者运用定性或定量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理论视角分析了鲁迅小说莱尔译本的特点、翻译策略或翻译规范、译者风格及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此外，夏天分析了老舍小说《猫城记》莱尔译本，李越的专著涉及莱尔与陈慧敏合译的老舍短篇小说集《草叶集》。至于莱尔翻译的张恨水长篇小说《平沪通车》，目前未见专门研究文章。概言之，迄今为止国内学者重点关注莱尔译作及其传播与接受，有关莱尔的严格意义上的译者研究尚不多见。本文采用社会翻译学视角，通过考察和梳理莱尔的职业发展轨迹，分析其译者惯习形塑的过程，包括其学术性翻译思想的特点及成因。

二、理论分析工具
本文所用理论分析工具有两个:一是布迪厄(P.Bourdieu)的社会实践论，二是西梅奥尼(D.Simeoni)的“译者惯习”概念。
目前国内对布迪厄的理论多有介绍，故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惯习具有开放性和不断累积的特点。“开放性”是指惯习的结构会随着个体经历的改变而改变，这说明惯习的“持久稳定”是相对的。行为者在某个阶段形塑的惯习既构成后来形塑的惯习的基础，也会被后者重新结构，即惯习是不断累积的。个体惯习互不相同是因为“个体的社会运行轨迹具有独特性”，故可通过追溯译者的职业发展轨迹来考察其惯习形塑的过程。布迪厄社会实践论的核心思想蕴含在以下公式中:[(惯习)(资本)]+场域=实践，此即著名的社会实践模式。可惜的是，布迪厄对其语焉不详。基于“场域”“惯习”“资本”存在的相互建构关系，笔者尝试对该模式解析如下:个体在社会化即家庭熏陶、接受教育和职业培训等过程中养成个人惯习，同时通过教育和培训获取学历、职称、职位等文化资本，通过参加社交活动或加入某机构团体获得社会资本，然后带着个人惯习和初始资本进入某个场域，参与场域的实践。这就是说，“实践的产生需要惯习与位置相遇即心理结构与社会结构相对应(或分离)”。而行为者参与场域的实践又会不断形塑其惯习，促使其惯习按场域自身逻辑、规律和规则做出自我调整，以便在场域的激烈争斗中获取特定利益，进而帮助其不断积累符号资本。
“译者惯习”(translator’s habitus)概念由加拿大翻译学者西梅奥尼提出，指“在翻译转换过程中促成文化产品生产、既被预先结构又具有结构功能的行为者的性情倾向系统”。西梅奥尼认为，翻译产品是译者惯习的产物，而译者惯习受制于翻译场域的规则。运用译者惯习概念可解释翻译实践的发生、译者行为和决策及其对译本风格的影响，但西梅奥尼没有具体阐明译者惯习是由什么构成的。目前一般认为，它主要体现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翻译观及翻译思想等方面，翻译风格则是译者惯习的综合表征。

三、社会实践模式观照下莱尔的职业发展轨迹
美国斯坦福大学在《追悼决议》中指出:“莱尔是一位公认的权威学者，以其对中国现代文学巨匠鲁迅、老舍及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享誉全球。”这是对莱尔一生建树的中肯评价。莱尔1930年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罗威市(Rahway)，其母是爱尔兰移民，其父以祖上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为荣。1951年，莱尔在佛罗里达州罗林学院(Rollins College)毕业，获得法语和英语文学学士学位，正值美国出兵介入朝鲜战争。莱尔报名参军，希望能当一名空军飞行员。由于战时的美国急需懂亚洲语言的特殊人才，而莱尔在接受测试后被发现很有语言天赋，空军就派他参加耶鲁大学举办的语言特种培训项目。莱尔以优异成绩修完汉语课程，随即被派到朝鲜战场担任中文翻译。退伍后，莱尔入芝加哥大学深造，在研究奖学金的资助下，于1956—1959年在国立台湾大学学习中国哲学和文学。期间他住在学生宿舍，刻苦练习中文会话，中文流利程度很快接近了中国人。1962年，莱尔以一篇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思想的论文获得硕士学位。几年后，他回到芝加哥大学读博，师从芮效卫教授(D.T.Roy)，其学术兴趣正式确立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读博期间，他编写了《鲁迅读本》，收录《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肥皂》《呐喊自序》等7篇作品，编排方式为先列出中文原文，其后附有作品分析和重要词汇英文注解。这本语言教材可视为莱尔翻译鲁迅小说的前奏。1971年，他完成题为《鲁迅短篇小说的戏剧性》的论文，获得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学位;后以《鲁迅的现实观》为书名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970—1999年间，他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出版了四部译作。莱尔的工作简历如下:硕士毕业后，他在芝加哥师范学院教了一年中文;1963—1972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中文，曾获该校“杰出教学奖”;1972年起任教于斯坦福大学亚洲语文系，讲授中国文学、东亚文明、中国语言等课程，2000年以荣休中文副教授身份退休，但校方仍返聘他教课，直至他于2005年因病去世。莱尔没能晋升为正教授，与斯坦福大学的行政人员轻视中国研究有关。
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模式，试将莱尔的职业发展轨迹描述如下:家庭环境的熏陶使莱尔从小立志从军;大学毕业后，莱尔在耶鲁大学接受了美国空军语言特种培训，随即被派到朝鲜战场，其军旅梦得以实现;退伍后的莱尔进入芝加哥大学读研，以中国哲学为研究方向;在台湾进修期间，其学术兴趣开始转向中国文学，同时其中文口语进步神速，逐渐养成了用中文思考和说中文的惯习。这种惯习有助于推动他走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翻译之路。读博期间，莱尔把中国现代文学及鲁迅研究确立为其研究领域，编写出版了《鲁迅读本》，同时翻译出版了老舍讽刺小说《猫城记》。这帮助他开始介入美国的鲁迅研究场域和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场域。至此，莱尔研究和翻译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惯习基本上得以形塑，精通中文和芝加哥大学在读博士的身份分别赋予其语言资本和文化资本，任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又使他获得了社会资本(这可以解释为何他翻译的《猫城记》由该大学出版社出版)。总之，在他的职业惯习与其在场域的位置(即积累的初始资本)相遇的情形下，莱尔正式介入翻译场，并继续参与翻译场域的实践。

四、莱尔译者惯习形塑的过程
莱尔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译作有四部，翻译出版时间跨度为30年(1970—1999年)。期间，莱尔先后在美国的两所大学工作，全身心投入中国语言文学教学中，同时利用余暇从事研究和翻译，事实上对他来说研究和翻译是一体两面。这些翻译项目均由他自主发起，译作均由美国的大学出版社出版，主要用于中国现代文学在美国的教学和研究。上述情形以及莱尔的学者身份基本上决定了他会选择学术性翻译之路。基于对四部译作的比较分析，笔者发现30年间莱尔的翻译选材取向和翻译策略逐步定型，学术性翻译思想渐趋明晰，翻译风格愈显沉稳成熟。以下详细梳理其译者惯习形塑、发展的大致过程。

(一)翻译老舍《猫城记》:初显学术性翻译取向
1970年，即提交其博士论文前一年，莱尔所译老舍讽刺小说《猫城记》由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为该作品首个英文全译本。莱尔重译《猫城记》，既因为老舍在“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激发了海外学界研究老舍及其作品的兴趣，也因为他对詹姆斯·杜(J.E.Dew)任意删节和有意误读原作的做法不满。与后者注重《猫城记》的社会文献价值不同，莱尔还看重其文学价值。他在“译者导言”中指出:老舍是“开创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之一”;老舍自称《猫城记》是一部“失败的作品”，但事实上“它比老舍自称的要好，书中文字既有生动有趣的地方，也有冗长乏味的地方。与老舍的大多数长篇小说一样，其本身质量参差不齐。不过，除了文学价值，这部小说记录了193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现实，具有很大的价值。”莱尔评论道:老舍长篇小说都有“结构松散、不够连贯的特点”(莱尔认为这与老舍作品往往先在杂志上连载有关，也与狄更斯和传统章回小说对他的影响有关)，但他擅用“生动活泼的北京方言”，“富有北方式的幽默感”，这些是“其文学才华的鲜明标记”和“作家老舍的精华之所在”;“《猫城记》是老舍对讽刺手法的一种尝试，但老舍认为自己本质上是幽默作家，不是讽刺作家。”可见莱尔选译《猫城记》初步体现了他的翻译选材取向:偏爱用讽刺或幽默手法揭露、批判中国社会现实的作品。莱尔早年从军和在台湾生活学习的特殊经历，加上其文学趣味，这些因素都很可能驱使他偏爱这类作品。夏志清评论道:《猫城记》“虽算不上是精品，却对中华民族提出了最无情的控诉”;老舍“继承李汝珍和刘鹗的讽寓写法，在其感时忧国的题材中表现出特殊的现代气息，他痛骂国人不留情面，较诸鲁迅有过之而无不及”;“书中很多地方，讽刺过于露骨……。不过，《猫城记》几节最精彩的文字，给人印象完全不是夸大的玩笑或讽谑。作者在第十五章刻画了一个传统中国妇人的奴颜婢膝，丝丝入扣。”袁良骏指出:“《猫城记》的讽刺艺术具有深刻性和预见性，它对‘猫国’国民(‘猫人’)劣根性的抉发和讽刺，实际上是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影射和抨击。就此而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它不愧为《阿Q正传》的姊妹篇。”
作为莱尔公开出版的第一部译作，《猫城记》已显示出其学术性翻译的取向，初步确立了其后期译作的基本风格。这种风格首先表现为他撰写了长篇“译者导言”，以严谨的学者态度详细介绍作者的生平及职业生涯，评论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写作手法及社会意义等。其次反映在莱尔贯彻了“忠于原作”这一翻译原则。夏天指出，《猫城记》莱尔译本“既忠实，又公正”:“忠实”体现在莱尔没有任意删改原文，“公正”体现在他“对作品内在的文学性与作品与现实的外部关联做了平衡处理”;莱尔还在译文中添加了不少“基于学术分析”“评论公允”的脚注，为英语读者准确介绍了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因而相较于詹姆斯·杜的节译本，莱尔译本“学术性更强”，充分显示了“一位学者型译者的良心”和“严谨的翻译态度”。最后体现在莱尔惯用归化译法处理人物对话，如把“我顾不及伤心了”译为“and there was no point crying over spilt milk”，使译文更易被英语读者理解和接受。美籍印度裔学者、老舍研究专家沃赫拉(R.Vohra)指出:“英译中文作品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任务。如果译者过分忠实于原作，试图保留其原汁原味，译文听上去就会有外国味，但未必就有‘中国味’;如果译者在保留原作意义的基础上用‘流利上口’的英语翻译，译文就会丢掉那种无法定义的特性即‘中国味’。倘若以上两条路径不能取得适当的平衡，我倒更喜欢第二种翻译，莱尔翻译的《猫城记》就是这种翻译的典范。”葛浩文(H.Goldblatt)评论道:莱尔翻译的《猫城记》既是“现有老舍小说英译本中的最佳之作”，也是“所有现代中国小说译本中最耐人研读的作品之一”;这本“生动、合乎语言习惯和忠实于原文”的译作，“犹如中国现代文学译林中的一匹珍异之鸟”;莱尔在选词和运用比喻时偶有佶屈聱牙之处，但它“仍不失为一部经得起推敲的译作”;“莱尔译笔之高明，使该译著成为未来从事翻译者的一个范例。”

(二)翻译鲁迅小说:践行学术性翻译思想
“讽刺”“幽默”“批判社会现实”“感时忧国”是鲁迅小说的醒目标签，正好切合莱尔的选材惯习，因此他才会孜孜以求地多年研究和翻译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及其他小说》是莱尔最重要且最有影响的译作，标志了其翻译生涯的顶点，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莱尔翻译鲁迅小说始于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甚至可以追溯到他编写《鲁迅读本》，可见，他研究与翻译鲁迅小说是相辅相成的:学术研究激发了他的翻译热情，使他采取学术性翻译的取向，决定了其译作学术味重的特点，而亲身体验了翻译的种种挑战和困难又促使他深入研读原文，广泛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从而提升其学术研究的品质。徐敏慧认为有必要考察汉学家本人的学术研究对其翻译活动的影响，包括融入了其研究成果的译者导言，其翻译方法体现的严谨周密、知识点必究的治学方法等。在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莱尔翻译了6篇鲁迅小说——《怀旧》《白光》《长明灯》《兔和猫》《鸭的喜剧》《弟兄》，并将译文收入论文附录中。他选译这几篇作品(《怀旧》除外)，是考虑到当时它们尚未被译成英语并公开出版，但后来他发现，杨宪益、戴乃迭合译的《白光》和《长明灯》已于1963年发表在英文杂志《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上，而另三篇的英文翻译他遍寻不得。《怀旧》最早由冯余声译成英语，1938年载于《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但“冯译删去了若干重要段落，且未能很好反映鲁迅文言用词的风格特点”。莱尔认为，“《怀旧》虽用文言写成，在很多方面却是现代的，它展现的鲁迅的现实观与我们在《呐喊》《彷徨》中看到的是一致的”，故有必要重译这篇被长期忽视的作品。莱尔翻译的《弟兄》于1973年秋载于香港《译丛》(Renditions)创刊号，为该作品公开发表的首个英译本。1976年《鲁迅的现实观》出版时，莱尔又把自己翻译的《怀旧》(“Remembrances of the Past”)和《兔和猫》(“Some Rabbits and a Cat”)收入该书附录中。此后十余年，莱尔陆续译成《呐喊》《彷徨》收录的其他篇目，并修订了早年翻译的6篇小说，于1990年结集出版(收入《怀旧》在内的26篇)。除开《故事新编》不算，这是继1981年杨、戴合译本后问世的第二个鲁迅小说英文全译本。
鲁迅小说莱尔译本具有以下特点:附有长篇译者导言;注重再现鲁迅独特的写作风格(尤其文白夹杂的语言特点);时常采用灵活自由的诠释译法和增益译法，借助大量详尽的脚注为英语读者提供中国历史文化背景知识;倾向于采用归化译法(尤其在语言层面上)，突出体现在选用美式英语词汇进行翻译，人物对话翻译中甚至杂有美语俚语词。这表明莱尔在翻译生涯初期形塑的学术性翻译(包括撰写长篇译者导言、提供大量注释、采用诠释译法等)和用流利上口的英语翻译的译者惯习，在他翻译鲁迅小说时进一步强化。同时，其践行学术性翻译的思想更趋明晰，翻译风格也走向成熟，突出表现在:更加注重再现原作风格;提供更多详尽的学术性注释;不再满足于仅用归化译法，而是试图再现原文读者的阅读体验。为此，他用美式英语进行翻译，在人物对话翻译中甚至融入美国俚语表达法，以提升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三)翻译老舍、张恨水:淬砺学术性翻译风格
在本阶段，莱尔翻译出版了张恨水的《平沪通车》和老舍短篇小说集《草叶集》(与其博士生陈慧敏合译)。莱尔选择翻译《平沪通车》，不是因为它是一部“鸳鸯蝴蝶派”的畅销小说，而是因为它“通篇展露了作者进行社会批判的讽刺意识”，“对社会现实表示了严重关切”。这显然符合莱尔的翻译选材惯习。莱尔选译老舍短篇小说，既延续了早年他对老舍的研究兴趣，也接续了《猫城记》翻译项目，即是其学者惯习和译者惯习共同使然。莱尔公开发表的老舍研究成果并不多，其《猫城记》译本所附“译者导言”和《草叶集》所附“译者后记”，都包含了他对老舍其人其作的深入思考和独到见解，可视为以副文本形式发表的学术成果。周蕾指出:“学界普遍认为老舍是一位幽默的现实主义作家，而他很可能是国际声誉仅次于鲁迅的中国现代作家。”由此可见，莱尔翻译、研究老舍作品是与他翻译、研究鲁迅小说高度关联的:一是考虑到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二是他们的作品符合其学者惯习和翻译选材惯习。不过，二人的写作风格其实有所不同:鲁迅的讽刺更辛辣，而老舍的讽刺较为委婉，即往往“以幽默处理讽刺”，唯一的例外是讽刺针针见血的《猫城记》。这两部晚期译作沿袭了莱尔学术性翻译的路向，但其翻译风格更显老到沉稳。这从有关译评文字即可见一斑。鲍尔评论道:“由于莱尔富于想象力的翻译，英语读者会特别爱读张恨水引用的大量中国俗谚。”陈建国指出:“莱尔出色的翻译抓住了这部通俗小说的精神实质，成功再现了1930年代中国的景物和气味。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在适当地方添加的文化注释。张恨水精通古典文学，其作品中文学典故、格言、俗语俯拾皆是，这些都需要感觉敏锐、内行的翻译，而熟稔中国文学文化的莱尔做得很好。”威廉姆斯评论指出，“莱尔和陈慧敏用娴熟的手法把原作的会话语气和说书人的俏皮话译成了英语”，“他们翻译的《草叶集》不仅很出色，而且体现了学者特有的严谨态度，……这突出反映在每篇小说所附尾注和莱尔所写有注释的阐释性后记上，这些注释不仅普通读者读得懂，而且含有专业读者感兴趣的资料”。

五、结语
作为纯粹的学者型译者，莱尔的文学翻译活动建基于其学术研究，并服务于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且四部单行本译作均由学术出版社出版，因此他选择了一条学术性翻译的路子。莱尔的译者惯习可归纳为:在翻译选材方面，偏爱用讽刺或幽默手法揭露、批判中国社会现实的作品;在翻译取向方面，遵循学术性翻译的路子，尽量忠于原作的思想内容和文体风格;其翻译策略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追求译文的学术性和充分性，即惯于采用诠释译法，借助大量详实的注释为英语读者提供背景知识，二是惯用归化译法处理某些句子(尤其人物对话)和短语，注重译文可读性和目标读者反应。在其30年翻译出版生涯中，莱尔的译者惯习不像葛浩文那样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事实上，他的翻译选材取向和翻译策略逐步定型，学术性翻译的思想渐趋明晰，主要表现为撰写长篇译者导言、提供大量学术性注释、采用诠释译法等，同时其翻译风格愈显沉稳成熟。
莱尔最初翻译老舍的《猫城记》，既受其翻译选材惯习驱使，更有其学者惯习的召唤——纠正詹姆斯·杜任意删节和有意误读原作的不当做法，从而推出一个忠实准确、学术性强的全译本。莱尔这种学术性翻译的做法获得了美国学术场域的认可，初步确立了他在翻译场域的职业声誉，从而鼓励他沿着这条道路坚定地走下去。此后，通过翻译鲁迅、张恨水、老舍的作品，莱尔继续参与翻译场域的实践，其译者惯习也在不断形塑中。然而，由于这些翻译项目均由莱尔自主发起，译作均由学术出版社出版，莱尔得以按照学术翻译场域的运作规则，坚持学术性翻译的思想和做法，因此其译者惯习经历了逐步定型、强化的过程。随着翻译实践经验不断累积，其学术性翻译的思想更趋明晰，翻译风格也由青涩走向了成熟，最终成为一位个性鲜明的学者型译者，为中国现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
 
来源：原文刊于《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58-64页。
作者简介：汪宝荣，香港大学翻译学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社会翻译学、中国翻译史;张姗姗，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杭州文化国际传播与话语策略研究中心”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