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田干之助的东洋史研究_国际汉学研究——汉学，汉学家，汉学研究，sinology，china studies

石田干之助的东洋史研究

来源:《汉风》第一辑作者:钱婉约时间:2021-01-22 09:39

摘要：本文第一部分，详细考察了著名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走上东洋学研究道路时的社会与文化环境，并探明其学术上的师承关系。第二、第三部分对石田干之助在东洋学领域的成就做出专门的评价，将其独特的造诣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在东洋文库的工作，将极为丰富的多语种资料贡献给了日本乃至世界学术界；二是他所著《长安之春》一书，提供了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研究方法，即“以文证史”，利用古代诗歌、民间故事、笔记小说等文学性资料进行关于西域胡风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性研究与书写。

引言

石田干之助（いしだみきのすけ、1891~1974），在近代日本中国学发展系谱上，他是继白鸟库吉（1865~1942）、内藤湖南（1866~1934）等人之后的第二代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彼时的日本中国研究者，既具有西方近代学术理念与方法，又能在挖掘和利用古典汉籍方面兼备传统汉学素养，可谓融汇东西方学术特长，在敦煌学、满蒙史地、西域民族史、东西文化交流史等领域，做出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石田干之助正是这一时期具有世界性眼光和影响的学者，他在为日本整备西方东洋学资料、介绍西方东洋学研究成果，以及开拓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成就。本文介绍他的学术成长环境与学术师承关系，评述他在东洋史研究方面的主要学术贡献、方法特征等，藉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日本中国研究之一隅。

一

石田干之助1891年出生于富士山下的千叶市，幼年时随父亲迁居东京日本桥，从此开始了作为“江户子”求学、为学的一生。早年的生活及求学经历，对于石田干之助东洋史研究之起步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小学与中学阶段：西学启蒙。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增长了所谓“文明强国”的野心，开始逐步拓展实施其“大陆政策”“东亚盟主”的计划，反映在教育与学术上，就是关注和加强对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的研究。石田的小学、中学阶段，便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接受了所谓“东洋的”观念与“西洋的”方法的教育。石田回忆说，他们全家初到东京，正是1895年春，中日甲午战争中“凯旋的军队”在东京新桥车站附近受到市民摇旗欢迎，共庆“胜利”。1897年，他上了东京的新式小学——有马小学校，唱歌、习字、算术、图画、手工、罗马字是他印象较深的课程，历史、地理到小学高年级才有，讲的是畿内五国、东海道十五国、山城大和、北海道地形等。1903年，入私立麻生中学，此时，日本的中学历史教学，已形成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三者分立的教学格局，前辈学者白鸟库吉、桑原隲藏、藤田丰八等人，先后写出了第一批适应中学教学的“东洋史学”教科书，这是“东洋史学”最早在中学的植根，大学也随后设立了“东洋史”学科。石田回忆说，在中学时，一、二年级上“国史”；三年级开始上“东洋史”——当时一般都用桑原隲藏的教科书，而麻生中学用的是另一本；四年级上“西洋史”。
中学时代的石田，博览课外书籍，阅读并不主要限于历史书范围，还读了许多文学作品。博文版帝国文库的《源平盛衰记》《太平记》，以及当时流行的马琴的活字版小说《八犬传》《梦想兵右卫蝴蝶传》《椿说弓张月》《赖豪阿闍梨怪鼠传》等，还有明治中期的政治小说、“福翁自传”等。此外，尊父命阅读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5)的净琉璃作品以及《文章世界》杂志等，增进了对世事人情的了解洞察，提高了文章鉴赏和文章书写的文学性素养。
高中时期，石田在日比谷图书馆遇到了对他一生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本书——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由此萌生了今后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志向：

至今都非常感激在那里我读到了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一书，虽然还不很清楚历史研究是要做什么？但夸张一点地说，决定了我一生的正是此书。在中学五年级快结束时，大塚先生问我，将来准备做什么？我回答说，想做史学！先生再问：为什么这么明确？我回答说，因为在日比谷图书馆读了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被深深吸引。对用材料批判的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感到非常被吸引，所以，想要试试这样来研究历史。……因此，无论如何想要去研究历史，这是在中学快结束的时候决定的。

第二，一高及东京大学阶段：新的学术理念与方法的习得。
1910年，石田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一部乙预备班。一高的师资大多是日本第一代帝国大学的毕业生，也是日本近代学术最早的接受者和传播者。这一时期的石田，学术上得到了专业性的教育与引导，概括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注重历史、地理的调查与研究。一高时期的历史教师箭内亘（1875~1926）是东京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1901年的毕业生，受那珂通世、白鸟库吉的影响，致力于中国边疆史地特别是蒙元史的研究，是早期东洋史的开拓者之一。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学术界关注和研究中国边疆史地之风大兴。1907年，白鸟库吉在满铁株式会社组织成立了“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箭内亘名列其间。1908年、1909年先后对中国的南满洲及内蒙古地区进行历史遗迹的调查考察。箭内亘的课程“东洋史概说”引进和介绍了西方史学理论及中国学研究的最新动态，使学生耳目一新。他当时正在编撰新的《东洋读史地图》，这启发和培养了石田在此后学术研究中，注重历史发生的舞台——“历史地理”的治学倾向。
其次，汉文学素养的训练。一高时期的汉文教师盐谷时敏是编著出版《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中国小说研究》等的名家，也是中国文学研究大家盐谷温之父；岛田钧一是东京大学汉学祖师岛田重礼的长子、目录校勘学奇才岛田翰的兄长，都是著名的汉学家。盐谷时敏编有《汉文类别》，选辑明清散文佳作，让学生就未作注释的白文进行反复阅读；岛田钧一则选择《左传》《庄子》《韩非子》等先秦名著，引导学生在详细注释的基础上，阅读理解。这些功课为石田的汉学根基和汉文学修养，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最后，文史互济，学问共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石田一高时期的同窗，有后来驰骋文坛的小说家、戏剧家菊池宽、芥川龙之介、久米正雄等，可见当时的一高人才济济，更重要的是，这也为石田他们今后在史学与文学上，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埋下了契机。
1913年9月，石田正式进入东京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在那里，他接受了西方史学理论的正规学习和训练。当时的东京大学史学科在兰克弟子里斯的教学带动下，崇尚实证主义史学学风。里斯门下诸人在明治末年，于史学科内每年举行“兰克祭”——兰克纪念会，高挂兰克的肖像，设祭坛举行纪念活动。历史哲学、史学方法论、科学实证方法等，成为大学生追崇、学习与接受训练的热点。石田正是在这种学术氛围中完成了大学教育。大学时代的教师有东洋学的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1873~1961）、市村瓒次郎（1864~1947）、池内宏（1878~1952），还有东西交通史的村上直次郎（1868~1966），佛教的常盘大定（1870~1945）等都是独树一帜、卓有成就的史学大家。其中，对石田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白鸟库吉。从1913年师生相遇到白鸟1942年去世，石田一直追随白鸟的脚步，参与白鸟组织的东洋学、民族学等学会的活动。白鸟去世后，他随即发表《本会理事长白鸟库吉之讣》，后来又写有《白鸟库吉先生小传》《白鸟先生追忆》等文，述及白鸟的学问及为人，这些文章是记述和研究日本早期东洋学发展史的重要文献。
第三，毕业后：东洋史研究者的初步业绩。
1916年，石田大学毕业，随即入东京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研究室当助手，次年，受东京大学派遣，到中国做学术调查。同时，受岩崎久弥财团的委托，负责接受岩崎久弥财团购买的英国《泰晤士报》驻京记者、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莫里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的藏书。同年九月，莫里循文库到达东京，石田即出任文库主任，负责莫里循文库的整理和扩充工作。直到1924年，他既是东大史学研究室的助手，又兼任莫里循文库的主任，在学者生涯起步的八九年间，埋头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学资料文献的整理中。1924年，岩崎财团决定以莫里循文库为基础成立“财团法人东洋文库”，石田继续负责文库的书籍经营，职位是主事。到1934年石田辞去东洋文库主事为止，前后为文库及所属东洋学研究所的扩充、发展工作了17年。
1934年，石田入职刚成立的财团法人国际文化振兴会，负责图书室的创设以及主持编纂英文版日本百科辞典，石田全面负责辞典的选定条目、审定初稿以及翻译统辖等工作，一直持续到1943年，由于战局吃紧而停止。
1942年起，石田开始在大学任教，先是任国学院大学教授；不久后，又在日本大学任教十六年，直到1962年退休后，又转为国学院大学专任。在此期间，在京都大学、东北大学、九州大学、庆应大学、东京都立大学、东京教育大学以及其他国立、私立各大学做过演讲或集中授课。石田还是日本民族学会、兰学资料研究会、日本图书馆协会的顾问，是日本考古学会、东洋学术协会、日华学会、日本民俗学会的评议员，是财团法人东方学会的发起人及理事，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文化研究中心的参与者，此外，还曾历任史学会评议员、日本亚洲学会的理事、文部省良书推荐委员、东亚史编辑委员、财团法人开国百年纪念文化事业会评议员及翻译委员会委员。1960年，由于对于日法文化交流的贡献，法国政府授予石田“文化功勋奖”， 1964年，由于在东洋学方面的贡献，日本政府赠予石田“紫绶褒章”， 1966年，授予“勋三等瑞宝章”。
石田的主要研究著作，按出版时间先后，有《欧人的支那研究》（共立社，1932年，1946年增补再版）、《欧美的支那研究》（创元社，1942年）、《长安之春》（创元社，1941年，平凡社，1967年增订新版）、《关于南海的支那史料》（生活社，1945年）、《唐史丛抄》（要书房，1948年）、《东亚文化史丛考》（东洋文库，1973年）以及《石田干之助著作集》（全4卷，六兴出版，1985~1986年）等。
中国学界对于他著作的译介，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比如朱滋萃译《欧人之汉学研究》；张宏英译《中西文化之交流》（原名《支那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交流》）；汪馥泉译《中国研究在欧美》；唐敬杲译《欧美关于中国学的诸杂志》。另外，他还有一些单篇文章，如《长安之春》里的《长安之春》《胡旋舞小考》两篇，如《东亚文化史丛考》中的《郎世宁小传稿》，民国时期还有汉译刊登在相关杂志上。

二

东洋文库的前身是莫里循文库，1917年卖归日本，1924年改名为“东洋文库”。如上所述，石田干之助大学毕业后一年，作为东京大学史学研究室的助手，在中国访问考察期间，正好受托负责接收莫里循文库，并担任第一任文库主任，1924年，“财团法人东洋文库”成立，石田任主事，继续负责文库的书籍经营。十七年间，石田在莫里循文库、东洋文库负责人这个位置上，为文库的接受、整备和早期建制，以及文库所属东洋学研究所的扩充、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石田对于东洋文库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扩大文库的收藏范围。将以中国为中心的莫里循文库的涵盖内容，扩大为亚洲全域，东从日本、菲律宾起，西到埃及，北自北冰洋，南到印度洋的相关文献；将以西文图书为中心的收藏，扩大到以西文和汉籍为中心，兼及亚洲各地域、各种土语文字的基本资料收藏。这呼应了日本经营东洋学学术研究，并且欲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学术时代追求。可以说，莫里循文库成了日本有组织的东洋学专门性图书馆的嚆矢。
其次，确立文库的编目分类方法。东洋文库的图书分类自成体系，中、西、日文分类法各不相同。中文图书分经、史、子、集与丛书几类，另将朝鲜本、满蒙藏文本、越南本附于中文图书之下；西文图书大致按照莫里循的旧规，分一般参考书、亚细亚远东及太平洋、中国本部、朝鲜、满蒙、西伯利亚库页岛附等类；日文分总载、神祗、宗教、哲学、教育、文学、艺术、历史、地志、政治法律、经济财政、理工、医学、兵事、产业及普通别致本、特别别致本与逐次刊行书几类，每类之下再细分，附总载之下分日本、中国、东洋、西洋。继任东洋文库主事榎一雄评论说，对于像文库这样汇集了大量各种地域文字的东洋学图书来说，这是最方便而实用的图书分类方法。东洋文库至今仍基本沿用石田确立的这个分类方法。
第三，拓展文库学术活动与国际交流。石田广泛联系外国学者和研究机构，了解世界东洋学研究新动向，及时订购书籍，凡与东洋研究有关的参考图书、新刊图书、学术期刊，都有计划、有规模地买进，逐渐建构起此后东洋文库巨大藏书的基础和机构建制。新设“一般参考部”，提供一般性参考阅读。针对当年的出版物，举行讲演会、展览会，介绍新刊图书，讲解海外东洋学研究的新动向，显示了石田对于世界东洋学发展广博的知识、不凡的见识以及持续不懈的关注与努力。
可以说，莫里循文库因石田干之助的经营拓展获得新生，而对于石田而言，在工作刚起步的十七年间，整日浸润于如此庞大、得天独厚的东洋学资料宝库中，也使他的知识视野愈加广阔，学术功底愈加深厚，这是他一生学问的坚实基础。
在介绍欧美东洋学研究方面，石田先后出版了《欧美支那学界现状一斑》（1925年）、《欧人的支那研究》（1932年）及《欧美的支那研究》（1942年），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这是最早全面介绍中国研究的欧洲学术情报资料，因此，各单行本也较早就被翻译引介到中国。晚至1997年，日本科学书院将后两种书影印合刊，题为《欧美、俄国、日本的中国研究》。
关于《欧人的支那研究》与《欧美的支那研究》二书，光看书名，只一字之差，读者或许会以为后者应该包括前者的内容，只是增加了美国的部分。事实两书的内容是接续的。前一书设六章，分别为“（一）序说”“（二）古代及中世纪初期的支那知识”“（三）中世纪后期阿拉伯人的支那知识”“（四）蒙古人勃兴时代的支那知识”“（五）十四、十五世纪元及明初欧西的支那知识”“（六）东印度航线的发现及欧人东航、传教士的支那研究及支那学的成立”。后一书以《欧美的支那研究》为第一篇，书名亦以此而来。此篇正是在时间上接着上一书的“接着说”，介绍了“天主教传教士以来的支那研究”，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支那研究，以及20世纪以来的支那学现状。以下更多篇幅是“专题介绍论述”，分别为：欧美支那学关系的诸杂志、欧美的汉籍蒐集、关于支那的欧文文献书目、欧美人的满洲地理研究、关于满洲的俄国名著、日本的西域史研究、关于南海诸国的支那史料、阿拉伯探险回顾、支那地名谈义等。另外，书中还收有作者所写的如法国的沙畹（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1865~1918）、美国的贝特霍尔德·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英国的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1865~1952）四位欧美汉学家的小传。
在《欧美的支那研究》一书的序中，作者首先写道：

东洋的研究当须东洋人所为，而西洋人进出东洋以来，不幸东洋人的东洋研究略输彼等一筹。不用说，彼等的知识未必常深，彼等的判断也未必常中肯綮。然而，在治学方法上，东洋人所不及处甚多。由于方法精良之故，近百年间，彼等业绩收效显著，已到了如不利用其结果，就不可能试为推进有意义的新研究从而发扬东洋文化的地步。

作者肯定了欧美人开拓的支那研究，对于东洋人所进行的东洋学研究具有奠基和示范的意义。
在此书第一篇《欧美的支那研究》一文的“序说”中，作者又写道：

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以来，英法德俄对中国西陲进行大规模的探险活动，大量发现地下埋藏的古代遗物及洞窟残存的、散佚的古书、古画，美国学者也在地理、考古、人类学等方面对中国内地进行踏查发掘，新获的研究资料堆积如山，热诚笃学的研究者也逐渐增加，而中国人自己于斯学亦有所进步，所有这些给我国优秀的年轻学者以激励，近来几乎达成欧美支那学未曾有的跃进，使支那学呈现出与具有更古老传统的埃及学、希腊学、印度学相提并论、并无逊色的盛况。

虽然欧美的中国研究率先起步，但作者更强调的是，日本的贡献“几乎达成了欧美支那学未曾有的跃进，使支那学呈现出与具有更古老传统的埃及学、希腊学、印度学相提并论、并无逊色的盛况。”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继而，提出要在学术上做“东亚盟主”，他特别写道：

于今，政治上经济上我国居于东亚的盟主地位，在学问上，至少在支那的研究上，也应该有立于世界学术之首班之抱负。这就要深究外国支那研究之长所短所，弃其糟粕，踏其先路，采当采，弃当弃，达成补不足，正有误的目的，苟独善自高，反将招致斯学之萎靡不振，有违我促进支那学昂扬之初衷。我等所以留意西洋学者之支那研究，回顾其沿革，无外此意。

石田的欧美支那学介绍，第一，肯定欧美之先行地位；第二，表彰日本学习跟进的大成效；第三，日本支那学后来居上，欲以在世界上争胜。关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学研究，日本近代东洋学学者们受到欧美学者的启蒙引领，起步不久之后，便甚有成就而欲以“超胜”，这几乎是明治、大正时期学者普遍的学术追求，甚至是人生价值旨归。至于上文“东亚盟主”云云，反映了此书出版的1942年前后，侵华战争背景下日本国民的普遍心态，石田干之助亦未能免俗。

三

石田干之助《长安之春》，是他东洋学研究中最为人所知的名著。从同名单篇文章到同名相关论文结集成书，后来又有多个不同版本，正文收文不一、注释繁简不同。以下将各种版本列清单如下：
第一，单篇论文《长安之春》。最初发表在1930年《东亚》杂志的第三卷第五、第六号上。这个初版连作者自己也不太提及，1932年在《ドルメン》创刊号上再次发表，此后又经作者多次增补，成为1941年创元社单行本《长安之春》一书的首篇，书名亦由此出。
第二，单行本初版《长安之春》。收入《长安之春》单篇及《<胡旋舞>小考》《当垆的胡姬》《西域商胡重金求购宝物的故事》《再论胡人采宝谭》《隋唐时代伊朗文化的流入中国》《长安盛夏小景》共七篇。1941年由创元社出版。
第三，《长安汲古》。不设篇目，共十一小节，是作者就《长安之春》一书的内容，于1945年8月9日、10日所作演讲的记录整理稿，共31页，作为《日本丛书》，1945年由生活社出版。
第四，《长安之春抄》。收入《长安之春》《当垆的胡姬》《<胡旋舞>小考》《唐史襍抄》《禁苑春晓》五篇，为《百花文库》，1947年由创元社出版。
第五，《唐史丛抄》。要书房1948年出版，收入《唐代风俗史抄》《唐代燕饮小景》《唐代图书杂记》、《唐代的妇人》《唐代中国北部的一种异俗》《无题二则》《橄榄与葡萄》等七篇，后来收入增订版《长安之春》。
第六，《长安之春》之《世界教养全集》版。收入第二及第五个版本中的《长安之春》《胡旋舞小考》《当垆的胡姬》《长安的歌妓》《字舞》《唐代燕饮小景》《唐史襍抄》《唐代的妇人》等八篇，与鸟山喜一《黄河之水》、武田泰淳《史记的世界》、松冈让《敦煌物语》三种，合为一书，1961年由平凡社出版。这个版本注释删略而简约。
第七，《增订长安之春》。收入《长安之春》《<胡旋舞>小考》《当垆的胡姬》《唐代风俗史抄》《唐史襍钞》《唐史关系诸考补遗》《唐代燕饮小景》《唐代中国北部的一种异俗》《无题二则》《唐代的妇人》《唐代图书杂记》《唐代杂事二则》《橄榄与葡萄》《西域商胡重金求购宝物的故事》《再论胡人采宝谭》《胡人买宝谭补遗》《隋唐时代伊朗文化的流入中国》《长安盛夏小景》18篇。作为东洋文库91，1967年由平凡社出版。书后有榎一雄的解说。此版为作者身前搜集最全、注释添补最丰富的一版。
第八个版本，《长安之春》讲谈社版。1979年出版，在1941年初版七篇之上加上《胡人买宝谭补遗》，共计八篇。书前、书后有井上靖所写的推介语《必读的书》及跋语《我的座右书》。为作者去世后所出的通俗简约版。
综上所述，1941年初版及1979年讲谈社版，是篇目核心而通俗易读的简易版；1967年东洋文库增订版，是由作者最后审定，在所收篇目、各篇正文、注释追记、附图等方面，都比较全面的学术版。
《长安之春》书中各篇内容，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对于唐长安人日常生活和娱乐活动的考察，如《长安之春》介绍了长安三春时节，各种花卉次第开放的时令物候，尤其描绘了牡丹花开时，官绅仕女在都城各处昼夜赏花、买花插花的情形，春明门、曲江、乐游原、慈恩寺……处处都是一幅幅春明景和的行乐图；《唐代燕饮小景》描绘了唐时的酒宴文化，包括敬酒礼节、伴酒乐舞、行酒酒令等，还有带着异域情趣的劝酒小道具——“酒胡子”；《唐代风俗史抄》则对上元张灯、观灯、燃灯，拔河等，做了比较详细的资料梳理和介绍；《唐代图书杂记》展现了唐代书店、藏书家、书籍装订、藏书目录等情况；《长安盛夏小景》则展现了唐人的消夏智慧，冰柱、龙皮扇、自雨亭、凉棚等一一道来。
第二类是对于唐代某些特定群体的关注和考证。如《唐代的妇人》着重描绘了唐代女性在胡风影响下的种种生活风貌，如身穿男装、骑马、不尚化妆、热衷打球活动等；《长安的歌妓》梳理了各种类型的长安歌妓，如奴婢性质的宫妓、官妓、家妓，非奴婢性质的、私营妓馆里的民妓，着重勾勒了长安民妓的生存状态以及民妓与文人雅士歌舞唱和的风情画卷；《当垆的胡姬》描述了长安酒肆中大量存在的西域胡姬形象，渲染了胡姬的美貌和异国风情，特别是考证了胡姬的来源。
第三类是关于长安物质与精神生活各方面呈现胡风的索隐和考证。《胡旋舞小考》考证了胡旋舞舞者的出身由来以及这种舞蹈的动作特点等。关于“胡旋舞”与“胡腾舞”，唐以来文献多有记载，西方学者沙畹、劳费尔等人据此也有所论及，但存疑与误解甚多，石田由此做了进一步的全面研究，揭示了胡旋舞的来源、胡旋舞流入中国的不同渠道、胡旋舞的演出方式以及胡旋舞的动作特点、音乐、服饰等情况。《隋唐时代伊朗文化的流入中国》更是综合前人研究成果与个人研究推进，从宗教（包括祆教、摩尼教、景教等）、艺术（包括绘画、雕刻、音乐、舞蹈、杂技等）、衣食住（包括服饰与化妆、食物与酒类、住所等）多方面、全面展示了伊朗文化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展现了隋唐时期中国文化对于西域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融汇。至于关于“胡商重金求宝”的三篇，则是从《太平广记》等笔记小说中，钩沉出数十则胡人在中原重金购求宝物的神奇故事，在这些故事中，虽求购之物不同，但是故事情节发展十分类似，属于同一类型，从而展现了胡商在唐及唐以后时代，对中国城市生活以及说话故事的影响。此外，如胡姬衣着与化妆的样式、西域的魔术、杂技、字舞表演等，也在唐代长安的街市上蔚为大观。
纵观全书，作者的研究体现出两大特色。
其一，跨文化的研究视野——钩沉胡风。在研究和展示唐长安社会文化景观时，着重考证和追溯其中的胡风因素，揭示了以都城长安为代表的唐代文化所蕴含的广泛而浓郁的胡风特色。作者钩沉了胡姬、胡商；胡旋舞、胡服；葡萄酒、酒胡子等西域人物和胡风名物的资料，展示了它们出身于异域的文化基因以及在唐代文化史上活跃的身影。胡风中伊朗系列的文化对于中国隋唐的影响最为巨大，在宗教、艺术、衣食住、天文历法等方面，可处处呈现出来。
其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文证史。全书以扎实的文献考据功夫见长，旁征博引、条辨缕析、注释丰富。在征引文献上特别醒目的一点是，作者把文献资料的视野，扩大到不为一般史学工作者所重视的唐诗、笔记小说等文学性资料上，示范了“以文证史”的研究案例。如他引用众多唐诗佐证胡旋舞、胡姬；还引用唐传奇《李娃传》《霍小玉传》《教坊记》、文人笔记《酉阳杂组》《开元天宝遗事》《乐府杂录》以及地方志如宋敏求《长安志》《北里志》等来再现长安街坊格局、各类歌妓生活情形等历史情状。这些文学性资料，不仅成为作者论述的依据，也增添了研究论文的生动可读性。如首篇《长安之春》，以韦庄、白居易等人的诗歌穿插连缀而成，全文既勾勒出大唐长安三春的历史风貌，又像一篇优美的咏物散文诗。因此，《长安之春》也成为日本作家在创作以中国唐代为背景的小说电影时的参考书。井上靖在提到他的《天平之薨》《杨贵妃传》等小说的创作时说，《长安之春》就像是辞书、参考书，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空间性历史舞台的依据。

（本文系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4BWW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