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文化关系的长期发展中寻求文化平衡之道

中国和西方在欧亚大陆架的两端，中古时期在丝绸之路的驼铃中，文化的交流主要停留在器物阶段上。大航海以后，海路打通，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国家开启了人类历史的全球化时代，葡萄牙由西非海岸进印度洋，越马六甲海峡，到达南中国海；西班牙沿大西洋西行，由墨西哥跨太平洋到达吕宋岛。由此，来华传教士开启了中国文化典籍外译与西传。从四百年前西班牙传教士高母羡翻译明代儒家伦理格言《明心宝鉴》开始，到今天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持续不断地翻译与出版，在这样一个长达四百年的历史时段中，我们大体可以通过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西译看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轨迹。这是一个由高到低，再由低向高的波浪形起伏历史过程，在西方文化世界中中国成为典型的变色龙，但正是在这样的长时段的变化中，我们才可以从变动的历史风云中，梳理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

一、16—18 世纪是中西方文化关系的蜜月期
“耶稣会士是第一批影响世界的人，他们最先在某种程度上让世界网络变成了世界体系。在耶稣会士的视野里，到中国传教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所有传教地区声望最高的，最需要知识而又最不需要回报的。” 与此同时，“在塞维利亚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贸易业有特殊的作用。到中国贸易周期最长，为了保持活力追求的利润最大……，对新的国际宗教组织和世界经济体系，中国都是一个地平线，她将为微观的共同市场和世界信息的循环，提供最大的单个要素”。[1]中国当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是：富庶和强大，这个地位和它在世界初期全球化中的作用，决定了西方对中国的文化态度。以来华传教士为翻译主体，开启了中国文化西传的第一个高潮，此阶段中国典籍西译的数量之大就是在今天看起来也是很惊人的，按照考狄书目统计，从16—18世纪200年间，西方出版了上百部关于中国研究的各类图书。由于译者的主体是来华的传教士——耶稣会士，他们所翻译的中国典籍显然是经过他们加工的，特别是在礼仪之争之后，为了耶稣会在华事业，教派之争更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翻译，“Confucianism”就是他们所们所发明的一个词汇，在中文中并没有对应的词汇。尽管在欧洲思想界也有着“贬华派”，但当时欧洲思想界的主流对中国文化持一种热情的态度，最典型就是伏尔泰和莱布尼茨。伏尔泰认为“中国人的历史书中没有任何虚构，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自称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历史，便写得合情合理。”[2] 莱布尼茨认为“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与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终于汇集在了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如同‘东方之欧洲”的Tschina（这是当时中国的读音）。我认为这是命运之神独一无二的决定。也是天意注定如此安排，其目的就是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和相隔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的时候，也会把他们两者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带入一种更为合乎理性的生活。”[3] 这里充满了对中国文化的敬仰。

二、19—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关系是不平等关系
峰回路转，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科学的进展，法国大革命、英国革命，从18 世纪晚期到20 上世纪上半叶，东西方关系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在亚洲除了日本以外，其余基本已经被欧洲人所控制，在此期间即便当时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在名义上仍保持着独立，实际上那只是因为西方列强在如何瓜分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上有着分歧，才形成表面上的一种独立。可以这样说，“到1914年时，欧洲已称霸全球。这是一个漫长过程的非凡顶峰，这一漫长过程从500 年前葡萄牙船长开始沿着非洲海岸摸索前进时就开始了。现在，随着权力的史无前例地集中，欧亚大陆的一个半岛已成了世界的中心。”[4]经济的强大，政治势力的扩张使欧洲人再没有任何谦卑的文化态度，西方就是一切，东方是无足轻重。在黑格尔眼中孔子的儒学再没有莱布尼茨眼中那样神奇，中国根本没有哲学。亚当·斯密从外贸的角度已经在他的学说中宣判了中国死刑。对于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是相当地痛苦与矛盾的，毛泽东曾说过，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时起，求进步的中国人都在“努力学习西方”。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学的迷梦”，老师总是欺负学生，这真是万般无奈。读西方的书， 到西方去留学，接受西方的思想，已经成为知识精英的必选之路。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喝白兰地酒也是一种美德；凡不是英国的都值得怀疑。”[5]此时，中国自己的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必须抛掉的文化包袱，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华文化的古老体系在当时国人心中已经轰然倒塌。尽管有着梁漱溟这样的人，从新的角度来讲述中国文化的意义，有学衡派努力在西学与国学的之间力求平衡，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保留下来，但西方文化的强大已经无法阻挡。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典籍的外译仍在继续，无论是新教传教士还是西方专业汉学家们还在做着基础性的学术工作，但此时中国古代文化已经是一个死去的文化，一个博物馆中的文化。她精致、高深、艳丽，她只是西方的贵族们饭后茶余品尝的一杯清茶，西方汉学家知识考古的一个饶有兴趣的玩物而已。马克斯·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中已经像黑格尔一样宣布了中国文明在现代化道路面前的死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思想与文化出现短暂的衰败，一些西方哲人在战争的废墟中遥望中国和东方，如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 年）等人，但在西方文化阵营中这只是凤毛麟角，尚形不成对中西文化关系的根本改变。因此，19-20世纪上半叶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关系，是不平等关系，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是主流文化与依存文化的关系。此时的中国文化不要说有世界意义，它连起码的地域文化的意义也都丧失了。二十世纪上半叶时，西方在全球的势力达到了它的顶端。“西方世界如今是人类命运的主宰者。似乎十分有悖常理但又千真万确的是：对西方实际统治的反抗已大大有助于完成西方文化对世界的征服。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世界其余地区不得不模仿西方。正是西方的方式，信仰和目标已为人们接受，并被用来同西方的控制作斗争。”[6]

三、中国的崛起开启了中西文化关系的回归— 平等的文化关系
    二十世纪下半叶冷战结束，华沙条约集团瓦解，苏联解体。一时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是历史的终结，西方完成了对全球的真正统治。但令世界真正震撼的是中国在近三十多年中的崛起，这是一个有着超大国土的国家的崛起，这是一个有着超多人口的国家的崛起，这是一个有着超长文化历史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是一个在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有着重大区别的东方大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不仅是二十世纪历史的重大事件，也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美国学者威廉·W. 凯斯说：“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政治转型既是全球政治经济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也是亚洲经济、技术、外交和安全联盟等诸多领域变革的主要动力。”“中国的崛起就象历史上其他大国的崛起一样，代表了一种全球制度性的结构改变，涉及外交、安全和商业，很可能会带来不稳定，甚至战争。”[7] 从这位美国战略家的话语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中国崛起对西方的影响。中国的崛起必然带来文化的发展，中国崛起必然带来对统治世界近四百年的欧美文化的冲击，对于这种文化格局的变化，西方思想和文化界至今仍不适应，唱衰中国仍是西方主流媒体的主调。西方如何回到一种正确的文化态度上，回到多元文化共存的立场仍是一个待考察的问题，尽管在欧洲和美国已经有相当多的有识之士对西方帝国文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积极倡导多元文化的对话，但这种声音并不占主流。因此，中国和西方目前的文化关系处在一个重要的调整期，对西方来说， 如何继承他们18世纪中国观的文化遗产，回到正常的文化心态上来，清醒认识到西方文化统治世界的时代一去不复还了，一个文化共生的时代到来了，这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但我们相信，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新时期一定会到来。因此，四百年的中西文化关系历经了三个大阶段：蜜月期—文化相互的仰慕；不平等时期—西方文化统治世界，中国追随西方文化；平等对话时期—多元文化的共存共生，中国文化真正显示出世界性的文化意义。2001 年笔者在《中国和欧洲早期宗教与哲学交流史》一书中曾提出，中国和西方应该重新回到平等对话的起点上来。十余年过去了，至今笔者仍保留这种看法，正如笔者在书的序言中所写的：“西方所孕育出的商品文化是一种矛盾，它一方面为个性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它却在使人平白化，单一化，从卢梭以来的西方浪漫思潮几百年来一直在西方文化内部进行着批判西方主流文化的工作。历史是一个圆，在这个圆的任何一点上似乎都能看到一条直线，但相对于整个历史，那只是一个点。今天，我们必须走出点，从整个圆来看历史。19世纪东西方所形成的东西方文化观都应重新检讨，尤其是西方。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前提是对对方的承认和尊重，丧失了这个前提就根本不存在对话。在这个意义上，中西双方应回到明清间的初识阶段，回到‘大航海时代’，重新梳理四百年来的中西关系史，回到平等对话的起点上来。”[8]

四、传播主体的困境— 中国知识界关于思想与文化的争执
通过我们对长达四百年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西传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对20 世纪这一百年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外译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文化在域外的传播能否成功，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接受方的心态，一个是传播者的心态。从西方接受者的心态来看，目前中西文化关系如上所讲正处在调整和转变期，至少在目前一段时间从整体上来看，西方的文化心态并未转变过来。对于中国文化的复兴，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仍是持批判的态度，近年来西方借助各种问题对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问题的批评，有些也非出于恶意，而是一种疑惑。因为，中国的崛起是近二百年来世界现代化历史中的一个另类。按照西方既定的价值观念无法完全理解当下的中国，或者希望中国继续发展，或者希望这个另类崩溃，或者无法解释。这是一个古老而崭新的中国，是一个西方文化尚不能完全理解的中国。但大江东去，中国的崛起已经不可阻挡，世界文化格局的改变已经开始，西方能否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本质特点，回到一个正确的文化立场上来，决定着中西文化关系能否渡过这充满矛盾与误解的调整期。回到平等对话，回到多元文明共存的文化关系上，这是西方文化最正确的选择。西方文化能否完成这个态度的转变，不仅决定着中国文化在西方乃至在整个世界的传播，而且也决定着西方文化未来发展的命运。因此，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彰显其文化价值，这并非只是我们努力就能做到的。目前这个世界文化的主导者—西方文化的态度，对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的提高和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文化传播的成功与否还取决于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即传播者对自己文化的理解和解释，如果传播者向外部世界所介绍的文化是清晰的、明了的、充满智慧的文化，这样的文化就一定会被理解和接受。但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恰恰在于：当下在中国、在我们的知识界在对待中国文化的整体理解与解释上，在解释中国当代文化和古代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上仍处在混乱之中，在如何向外部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是否能在世界上真正传播开来的关键所在。因为，任何一种文化传播的成功都不可能是在传播主体的自我认识混乱，传播主体对自身文化表达的矛盾与混乱中完成的。本文的重点并不在这个问题，也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中对这个问题展开深入地研究，但笔者认为，这已经成为我们做好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工作的一个基本前提，也是展开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历史与理论研究的一个关键。这个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说的时候。百年以西为师，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基本上是在西方的学术框架和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同时我们自己的传统知识和文化也是在百年西学东渐中，被纳入了西方近代的学术体系后表述出来的。重建中国文化与学术是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重大使命，但否认近四百年的西学东渐和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形成是荒唐的，试图回到西人东来前中国自己的原有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的表达是幼稚的。因为，不仅今天中国的话语已经完全和前近代时期不同了，而且在于，在四百年的西学东渐中，我们的文化也融入了大量西方具有时代性和进步性的文化观念，这丰富了我们的文化观念，使中华文化在当代呈现出一种既不是完全的西方当代文化，又不是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样一种混杂而崭新的文化形态。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我们的文化表达和叙述已经不再是按照它的自然逻辑的表达和叙述，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史从清后期已经被打断，被强行纳入西方文化主导的世界文化体系之中。当下崛起的中国希望在西方主导的文化体制中重新获得平等的对话权力，这将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我们感到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是文化的崛起，中国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资本这个双刃剑也将人们引向拜金主义；浓重的重商主义的风气在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思想开放的同时，也给我们的思想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与困惑，给文化的崛起带来前所未有的困境和艰难。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学术界对近四百年西学东渐的历史尚未完成系统的研究和梳理，对自己的近代思想文化史尚未完成系统的说明和整理，尚未形成一个成熟的中国当代文化体系，西学、国学、马克思主义处在一个艰巨的磨合期。而由于中国快速的崛起，我们不得不面临向世界重新说明中华文化的价值。如何完整地表达中国文化的价值和世界性意义？其二，近代中国的历史和思想证明，对封建思想的清理仍是一个长期任务，“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就在眼前，现实生活中沉渣时有泛起。文化自觉和自信表现在两个侧面，一个是始终对自己的文化持一种清醒的认识，批评其漫长的历史中的文化痼疾，使其文化的主流和底色凸显出来，成为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并未过时，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一些用语显得激进，但其自省精神仍是我们重建中国文化的精神来源。正像没有伏尔泰、尼采这些西方文化内部的批判者就没有西方文化的不断更新一样，崛起的中国仍需要从这样的维度思考问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在文化心态上必须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敬重，将其作为文化大国崛起的基础。因为，在新时代被重新解释的中国思想和文化的主线肯定是以传统文化为底色展开与叙述的，中国的现代之路肯定会走出一条自己特色的中国道路。一切以西方文化为师的时代过去了：中国这样有着世界唯一从古到今传承不断的大国，它的精神价值的主流不可能是生硬地将西方当代文化嫁接到中国文化的复兴之中。由此，在“文化底色”与“转换型创新”之间就出现了紧张，这就是我们在文化走出去中如何处理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关系？如何说明中国传统的当代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四个讲清楚”：“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这里已经将传统中国文化和当代中国文化做了一个统一的表达，将历史和现实置于统一的中国传统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上。这对于厘清当下的一些思想混乱是十分重要的。文化走出去，中国古代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任务的完成，首先是传播者对自身文化清醒的认知与充分的理解。唯有此，才能在世界范围内说明中国文化的价值、中国道路的意义。显然，困境在于我们自己。而社会转型期的动荡与矛盾重生，又给我们理解与说明这个快速发展的中国增加了困难，中国思想和文化处在前所未有的混乱时期，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一个新思想诞生的前夜。如何在历史的表象中洞察到历史的真谛，越过思想的表层，揭示中国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这是中国思想界的重要任务。我在《东方的希望》一文中表达了对重建中国文化和学术的思考，说明了向世界说明中国文化价值的意义与当代困境。我是这样写的：2011年是辛亥百年，百年来的中国是在向西方学习中发展与变迁的。百年欧风美雨给了我们那些东西呢？当代经济学家温铁军先生从经济学的角度总结了百年辛亥以来的基本经验，他认为“在经济基础的洋务运动和上层建筑的戊戌维新之后，中国已在教育、军事乃至政治体制上采取西制。……后来我们知道，引进西制及人才没能救活被内外战争搞得财政崩溃、地方弄权的清王朝”。而民国之亡，很少人注意从整个世界经济和西方的危机的角度加以考察，他认为1929—1933年西方大危机所导致的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已经埋下了国民党失败的种子，“所以说，民国先亡于无储备之西制财政金融崩溃，后亡于无军饷之西制军事失败。天可怜见的，西制也没能救民国”。对今天来说，温铁军认为“有个现实需要承认：辛亥逾百年，中国至今仍是不得不承担西方国家转嫁过来的制度成本的后发国家。如果没有另辟蹊径的创新能力，则难逃玉石俱毁之宿命”。他的结论是：“告别百年西制崇拜。”[9]尽管对温铁军的观点也有争论，但一些人没有看到，他并不是否认百年来向西方的学习，而是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视角，从长时段的百年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说明今天的世界经济仍在西制之中，在这样的体制中的中国的发展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对待这个四百年来已经统治全球的西方制度，如何超越这个制度的不足，中国发展的真正困局在此。这是中国百年来的一个结：我们以西为师，但老师总是在欺负学生。正是这样的结，使新中国走上一条独特的想超越老师的道路。中国的超大的国土，超长的历史文化，超多的人口，使我们这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梦想屡屡受挫，只好耐下心来向这个“总是欺负学生的老师”学习，但心中不爽。而今天，当我们在奋斗中走到了中心时，这样的念头自然在心中涌动。其实，不仅仅是在经济上，在文化上亦是如此。现代化源于西方，对欧美来说，现代化与文化意识的解放、自我的实现是同步的，但当欧美的现代化向全球扩展时，西方在全球的发展给殖民地国家带来的是灾难。在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狡计”中，后发现代化国家被带上西方所开辟的现代化轨道，在灾难中并非没有进步。历史在“恶”中进步，精神也得到释放。或许像王船山所说的“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道……”。但必须看到作为后发现代化的国家，其文化上的内在矛盾一直内存于我们的精神之中。在我们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其文化在接受西方优秀文化的同时，也同时已经受制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控制。或许对那些历史短暂的小国来说，西方文化这些洋玩意还能完全被接受。但对于历史文化比西方文化还要久远的中国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环看今日中国的文化，本土的文化已经面目全非，但它仍在我们的生活中，隐隐地在我们精神世界的深处。而在表层的生活中，我们的确已经完全西化了，甚至在如何表达自己文化上都已经有了困难，因为言语已经完全辞不达意。崛起的中国在自身文化和已经进入自己骨髓的西方文化之间痛苦地徘徊和挣扎。或许我们像中国古代文化吸收佛教文化的历史那样，当下的混乱和苦恼只是因为张载未出，“二程”显世还有待时日，总有一天中国会象消化佛教那样把一百年来的西方文化彻底消化，让新的“宋明理学”再生，新的“朱熹”横空出世，把中国文化提升到新的世界高度。但西方文化和东汉后进入中国的佛教文化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或许只是白日做梦。目前的现实是，走向世界强国，中国已经是指日可待；走向文化强国，结束百年来中西混杂，重建一个立足自身文化之根而又有强烈时代感，将西方文化化解于其中的新的中国文化形态尚未出现。应该清醒认识到，虽然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文化渐成强势文化，但东方有着比西方文化还要悠久的文化历史，有着自己完全独立于西方的一整套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世界。[10]（本文根据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首席专家张西平2020年11月12日做客中央社院共识大讲堂录音整理，略有删改）


注释：
[1] （英）S.A.M. 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姜智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269页。
[2] （法）伏尔泰：《风俗论：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至路易十三的历史》，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页。
[3]  莱布尼茨编，梅谦立等译：《中国近事：为了着凉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第1页，大象出版社2005年。
[4]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62页。
[5]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65页。
[6]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876页。
[7] （美）威廉·W. 凯斯等编：《中国的崛起于亚洲的势力均衡》，刘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页。
[8]  张西平：《中国和欧洲早期宗教与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 年版。
[9]  温铁军：《告别百年西制崇拜》，载《环球时报》2011年9月16日。
[10] 张西平：《东方的希望》，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