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菽園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王兵_国际汉学研究——汉学，汉学家，汉学研究，sinology，china studies

邱菽園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王兵

来源:译研网作者:无时间:2014-05-27 16:29

邱菽園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王兵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

摘要

邱菽園是近代寓居新加坡的知名華僑，不僅人生經歷富有傳奇色彩，而且在政治運動、文教事業以及文學創作等方面皆頗有建樹。為此，新加坡學術界的邱菽園研究亦主要圍繞其生平、事業和文學研究三個領域展開，並借文獻搜羅之便利，初步積累了一些研究成果。當然，結合當下華文學界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特點而言，整理原始文獻和拓展研究視域仍將是未來邱菽園研究的重點趨勢。

關鍵詞：新加坡學界、邱菽園、研究現況、研究展望

前言

邱菽園（Khoo Seok Wan，1874-1941），福建漳州海澄縣人。作為新加坡唯一的清末舉人，邱菽園在早期華僑政治運動和文化教育事業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尤以資助康有為（1858-1927）勤王運動、創辦學社報刊為顯要功績；作為新加坡文學成就最高、作品數量最多的「一代詩哲」，[1] 邱菽園也為我們留下了大量寶貴的文學遺產。他的主要著作有兩部詩集——《邱菽園居士詩集》、《嘯虹生詩鈔》及其續鈔，兩部筆記——《菽園贅談》、《五百石洞天揮麈》及其拾遺，此外尚有《新出千字文》、《紅樓夢絕句》及大量詩文散稿和報章時評。

最早關於邱菽園的研究可以追溯至1897年。其時，邱菽園的《菽園贅談》在香港刻印出版，前有王會儀、潘飛聲（1858-1934）、李啟祥、許巽南、葉宗頌、侯才冀等人撰寫的序言；1899年，邱氏《五百石洞天揮麈》刻印時卷首則有丘逢甲（1864-1912）和潘飛聲之序言；1910年，康有為點定《菽園詩稿》，並撰寫〈邱菽園所著詩序〉，後收入1949年王盛治、邱鳴權夫婦所編《丘菽園居士詩集》，卷首除錄有康有為序文，尚有李俊承（1888-1966）之〈菽園居士詩集敘〉和張叔耐（1891-1939）之〈邱菽園傳略〉；1922年，康有為出資刻印《嘯虹生詩鈔》及其續鈔，復撰〈邱菽園詩集序〉。這些作序列傳者皆為邱菽園之生前好友，其序文傳記雖寥寥數言，卻彌足珍貴，可視為邱菽園研究之濫觴。如丘逢甲詮釋其「五百石洞天揮麈」之命名真意；[2] 康有為評價邱氏詩風為「滂博天葩，雄奇俊邁」；[3]李俊承謂菽園「行誼出入儒俠之間」；[4]張叔耐則援引日本作家田野桔次《支那革命之動機》一書之語，將菽園與孫中山（1866-1925）、康有為兩大革命領袖相提並論。[5]不過，自上世紀50年代以後，對於這樣一位亦儒亦俠的傳奇華僑，華文學界顯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如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地區的學術界，有關邱菽園的文集整理和研究專著至今闕如，研究性文章更是無法與同一時期的黃遵憲（1848-1905）、丘逢甲相提並論。相較而言，新加坡學界則假地緣之優勢，[6]資料之便利，多角度、多側面地展開了邱菽園的研究，積累了初步的研究成果。茲從研究現況和未來展望兩個方面分梳如下：

一、新加坡學界邱菽園研究的現況

1969年，南洋大學楊承祖教授在《南洋大學學報》上發表了學術專論〈邱菽園研究〉，[7]正式拉開了新加坡學界邱菽園研究的序幕。這是一篇全面、系統且具開拓性的學術文章，細分為家世、年譜、事業、人格、文學五個層面進行解讀，提出了一系列頗有見地的觀點。可以說，其後的邱菽園研究基本都是在此文基礎上展開的，或就其一端發為長篇大論，或就其不逮而增益添補。茲仿效楊文，將新加坡學界的邱菽園研究略分為生平研究、事業研究以及文學研究三個板塊，以便梳理梗概，研讀要義。

（一）生平研究

若以嚴格意義上的邱菽園生平研究而論，新加坡學術界多以楊承祖〈邱菽園研究〉為其發端，而以邱新民《邱菽園生平》為其奠基之作。[8]前者依據邱氏詩文和後人訪談，初步編制出邱菽園傳奇一生的年譜。[9]雖稍嫌簡略，但基本史實淵源有自，所作推論有理有據。茲按楊氏所撰年譜，將邱氏生平簡介概括如下：

菽園先生姓丘，[10]名煒萲，字萲娛，號菽園，又有繡原、嘯虹生、星洲寓公等別號。同治十三年（1874）生於福建海澄縣。6歲入學就傅，8歲初至新加坡，15歲時返原籍，應童子試。21歲鄉試中舉，翌年會試落第，絕意仕進。23歲時居香港，聞父病急赴新加坡，繼承百萬家產，倡立麗澤、會吟文社，以「星洲寓公」自號，星洲得名自此始。繼而辦《天南新報》，鼓吹維新；又與林文慶等創「新加坡華人女校」；與北婆羅洲國王立約，擔保黃乃裳（1849-1924）墾辟詩巫。戊戌（1898）政變後，迎康有為來星洲，慨捐巨款，助唐才常（1867-1900）起義。34歲時破產。入民國（1912-1949）後，曾承辦《振南日報》，歷任星洲中華總商會秘書、《星洲日報》編輯等職。57歲時罹麻風病，1941年歿，享年68歲。著有《菽園詩集》、《菽園贅談》等。

後者則在楊文基礎上廣徵博引，增補了若干原始材料和研究成果，且研究者為邱菽園的遠侄，故而其研究成果的可信度甚高。大略而言，此著對於邱氏生平研究有兩大貢獻：其一是登載了許多珍貴的文物資料，極具文獻價值。如邱氏參加鄉試時所填之履歷表、邱菽園謄抄康有為〈菽園詩集序〉之墨跡以及早年邱氏多所住處之照片等；其二是輯錄了學界至今仍不常見的邱氏艷情詩204首和參禪詩80首目錄，這對於將來的邱氏文學研究頗有啟發。

其他關於邱菽園生平事跡的文章還包括曾心影的《東南亞人物誌》中的〈邱菽園先生〉、《漳州總會特刊》的〈邱菽園先生略歷〉、陳維龍的《東南亞華裔聞人傳略》中的〈邱菽園〉、《星馬華人誌刊》中的〈亦儒亦俠亦公子〉、朱飛《星洲邱篤信》中的〈邱菽園〉、同濟醫院改定《邱篤信》中的〈邱菽園〉、邱新民早前發表的〈邱菽園的事蹟校正〉[11]、王志偉的〈南洋才子——丘菽園的時代與生平〉[12]、李元瑾之〈邱菽園其人其事〉[13]以及報刊中的相關報導等。[14]由於這些散見於人物誌、辭典或報刊、專著中關涉邱氏生平的文字多屬紹介性質，故而學術價值不大。

關於菽園之思想，楊承祖分三個角度加以概括，即在社會、政治方面多持維新思想；對於中西學術則取相重並存之態度；在人生思想方面則是儒家思想和俠義思想之結合。尤為重要的是，楊文認為菽園晚年遁心禪帨，並非基本思想的轉變，只能算是寄托情操、澄化心性的工夫。[15]其後，李元瑾一方面在其榮譽學士學位論文中也承襲了楊承祖的觀點，將邱菽園之思想定位為兼重中西文化的改良主義者；[16]一方面在其2001年出版的著作中，單獨拈出一章專論邱菽園的改良主義思想，不僅論及其理論來源與言論主張，還包括具體實踐和價值評估，豐富了其早年的學術觀點。[17]王志偉則重點論述邱菽園思想的複雜性，認為邱氏在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前提下，兼受西方民主主義思想和佛、道思想的影響。 [18]

（二）事業研究

在邱菽園的一生中，最為人稱道的事功莫過於他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所從事的政治活動和文教事業。在政治活動方面，邱菽園廣為學界熟知的事件有：1899年發動星洲華僑上書反對廢立，次年即迎康有為來新，組織保皇分會，捐資支持唐才常漢口起義等。對此，新加坡學界的研究焦點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首先是對邱菽園政治活動的價值評估。楊承祖認為不能過高評價邱氏的政治功績，因為邱菽園在實際的政治活動中貢獻雖大，但既無具體的成功，也沒有長期的奮鬥；不過，他也肯定了菽園的政治實踐對於新加坡社會的積極影響，如保皇分會的建立是新加坡華人有組織的現代政治運動開端；迎康來新意味著近代中國流亡政治家以新加坡為海外重要基地的開始；菽園的維新思想及保皇運動間接助長同盟會在新加坡的發展。[19]

其次是對邱菽園與康有為交往的高度關註。在這方面有三篇文章值得註意：一是李元瑾1986年發表的〈從中西報章的報道窺探1900年康有為在新加坡的處境〉。[20]雖然該文的論述重點是在新避難的康有為，但是其間關於邱菽園對於康有為維新變法的態度、支持康有為的實際行動以及二人交往的細節都有清晰地梳理，且作者大量援引了其時中西報章上的相關報導以及殖民部的檔案記錄，故頗具史料價值。二是原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的碩士生張克宏的兩篇論文。第一篇是其1998年的碩士學位論文《康有為在新馬》。文中第八章專寫邱菽園與康有為的交往，具體分為四個階段：超越時空的神交階段、爲了共同理念而奮鬥的生死交階段、為情勢所困的絕交階段、盡棄前嫌的復交階段。該文2006年在吉隆坡出版發行。[21]第二篇是張克宏與導師王慷鼎博士在2000年共同發表的〈邱菽園、康有為交惡原因探析〉。[22]眾所周知，康有為1900年2月避居新加坡期間，邱菽園竭盡地主之誼，並捐獻巨款資助其勤王運動，二人幾為生死之交。然而時隔不到兩年，邱菽園突然在1901年10月22日發表〈論康有為〉一文，公開與康有為絕交。這段史實學界多有提及，大都以康有為「擁資自肥」為由蓋棺論定，不再深究其內在原委。張、王此文在學界已有定論的前提下，結合其時政治運動的發展以及二人政見、性格的差異，梳理了邱菽園決定與康有為絕交的漸進式的演變過程。這三篇文章有個共同點，即通過大量原始文獻論證觀點，用事實說話，而非人云亦云。當然，這種選擇「進入歷史過程」的研究方法，更易還原歷史語境，抓住問題本質。

其三是對於邱菽園政治身份認同的深入探討。李元瑾曾按照邱菽園作為中國子民、英國殖民地僑居者和新加坡早期移民的三重身份，來探檢邱菽園的政治身份認同，並得出一個總體結論，即「對祖國——中國的忠悃，對殖民地政權——英國的感恩，對第二故鄉——新加坡的愛心。」[23]另外，李氏尤其關註邱菽園對於中國的政治立場，剖析了邱氏一生複雜政治思想的轉變與發展，更加有助於我們理解其時的華僑領袖在中國政局動蕩多變時，對不同掌權者、政治運動領袖、政黨以及各種政見的認同或抗拒。

邱氏在文教方面的事業，楊承祖將其概括為創立文社、首興華校和開辦報紙三項功績。[24]此後新加坡學界的研究也主要圍繞這三個方面展開，尤其關註其報業活動。早在1967年，新加坡馬來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1881-1912 （中文版譯為《早期新加坡華文報章與華人社會（1881-1912）》）著作中，[25]作者陳蒙鶴就對邱菽園創辦之《天南新報》的辦報宗旨、編輯方針、版面設置等做了詳盡的描述，且通過分析其新聞社論來凸顯邱氏的民族主義立場，同時斷言「邱菽園是一位深值關注並且是南洋華文報業的塔尖人物」。[26]

原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王慷鼎博士對於邱菽園的報業活動研究用力甚勤，曾先後發表了〈丘菽園與《振南報》〉、〈丘菽園與《星洲日報》〉、〈丘菽園與香港《華字日報》〉、〈《天南新報》史實探源〉、〈丘菽園的報業活動〉等一系列文章，[27]細析邱菽園與諸種報刊的關係，整理邱氏在諸種報刊上發表的各類評論和詩文作品，肯定了邱氏創辦的早期報刊在政治宣傳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並以大量翔實的文獻資料勾勒了邱菽園多姿多彩的報人生涯。在創立文社和倡導華文教育方面，新加坡學者李慶年和葉鐘玲曾有專文論述。前者著重介紹了邱菽園1898年創設麗澤社的緣起和征詩題詠活動，[28]後者則重點探討了邱菽園1934年創辦「南洋崇儒學社」的過程以及學社展開的文藝創作活動。[29]此外，姚夢桐還將邱菽園所編《新出千字文》視為現存新加坡最早的啟蒙讀本，肯定其在僑民教育方面的貢獻。[30]

（三）文學研究

邱菽園的文學成就主要體現在詩歌方面。就數量而言，《丘菽園居士詩集》收詩1045首，《嘯虹生詩鈔》收詩451首，《庚寅偶存》收詩94首，去其重複者77首，合計為1513首，尚不包括大量散見於報刊者。單以現行統計而論，其詩歌數量亦堪稱新馬舊體詩創作之最；就質量而言，沈曾植（1850-1922）謂其「可以爭長中原，北方之學者莫能先之，或與黃公度比肩。」[31]可見，時人或後人稱其為「南洋才子」、「南國詩宗」等，並非過譽。

與之相應，新加坡學界對邱菽園的文學研究也是側重於詩歌創作成就。楊承祖指出邱氏詩歌有四類作品頗具價值，即狀寫星洲風物者、愴慨中國近代史事者、言志感懷者和適情怡性者。同時，楊氏對於邱菽園的詩學傾向和詩歌風格也有獨到見解，言簡意賅，評價公允。如將其詩學路徑概括為早年學元（元稹，779-831）、白（白居易，772-846），稍後宗唐主杜甫（712-770），晚年則自有面目；詩歌風格則概括為「正而葩」、「清而綺」。[32]其後，邱新民和王志偉均對楊文中關於邱菽園詩歌的分類作了補充，前者搜集了邱氏的部份艷情詩和參禪詩，後者重點研究了邱氏的詠史詩，且有兩部著作面世。其中，王志偉所撰《丘菽園詠史詩研究》為學界第一部關於邱菽園文學成就的研究專著。著者以邱氏詩集中的125首詠史詩為分析對象，在介紹邱菽園寫作詠史詩的背景以及整理邱菽園詠史詩分類情況的基礎上，重點剖析了其詠史詩的主題和藝術風格，[33]並且評估了其詠史詩的成就與地位。與此同時，王氏所編《丘菽園詠史詩編年註釋》也是學界第一部關於邱氏文學文獻整理方面的著作。[34]

此外，新加坡學界關於邱菽園文學思想的研究則將重點放在他的小說批評方面。儘管邱氏一生沒有小說作品，但是喜讀小說，且發表過大量的小說評論資料。[35]李慶年的〈邱菽園的小說觀〉就從邱氏筆記和新馬報章中有關等邱氏小說理論的大量資料入手，詳細解讀了邱氏對於小說概念、小說功用、續作小說、翻譯小說以及古今小說批評的看法，並且以邱氏對於《水滸傳》、《金瓶梅》、《子不語》、《聊齋誌異》等眾多小說的批評實踐作為輔證。[36]

關於邱菽園的文學研究，新加坡學界雖然研究成果尚不豐富，但是研究視角已有初步的拓展，如李慶年試圖從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的角度來評價邱菽園的詩壇成就，將邱菽園的詩歌創作視為戊戌維新運動前後以至辛亥革命前十年馬華舊體詩的傑出代表，[37]定位頗為精準；同時，他也從文人交際的視角回顧了邱菽園與丘逢甲以及臺灣詩人王松（1866-1930）的詩書往來；[38] 新加坡國立大學朱崇科博士則以新馬華文文學的本土性為研究視角，將邱菽園詩作中的本土關懷視為新馬華文文學本土意識的萌蘗抑或「起源」語境。[39]

二、邱菽園研究的展望

在本土學者和寓居獅城的外籍學者的共同努力下，新加坡學界的邱菽園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積累了不少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同時也存在不少有待改進的薄弱環節。若以發展的眼光而論，邱菽園研究就像一塊開發不久的寶藏，尚存很大的挖掘潛力。因此，我們有必要在總結當下研究現狀的基礎上展望未來邱菽園研究的趨勢和重點。

（一）其他华文学界的邱菽園研究概览

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在新加坡之外的華文學界如中國大陸、台灣等地區也積累了一些邱菽園研究的成果。不過在研究內容與旨趣方面，這些地區的學者則與新加坡學界異同參半。

首先，由於文獻資料的制約，新加坡以外的華文學界在邱菽園生平考證方面基本沒有研究性論文，人物簡介基本抄錄、參引傳記或辭典中的介紹性文字，且偶有錯訛之處。如邱新民就指出臺灣中華書局《中外人名辭典》中「邱煒萲」與「丘逢甲」相混的錯誤，[40]王志偉則指出北京大學出版社《世界華僑華人辭典》中的十餘處錯謬或可議之處。[41]相對完整的邱菽園傳記則有大陸文史工作者弘僑所辑〈星島奇人丘菽園〉和台灣歷史學者黃建淳所著〈丘菽園傳〉。[42]前者依據《福建華僑》、《福建鄉土》雜誌等資料整理而成，通過具體事例闡述邱氏慷慨豪爽之性格，熱愛中華關心國事之思想及其詩歌創作之成就，文末附錄〈丘菽園略歷〉；後者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輔以作者的田野考察，詳細梳理了邱氏之生平履歷與政治思想，而對其詩歌成就的解讀則較為簡略。

還有一個不同之處在於，中國大陸或台灣學者較為重視邱氏文學成就的評析。詩歌方面，中國大陸歷史學者朱傑勤教授可謂是全面評介邱菽園文學成就的第一人，其作《星洲詩人邱菽園》不僅概括了邱氏詩歌的主要特點，而且還總結了邱氏的學詩傾向：「菽園在唐代詩人中最尊杜甫。……於元代詩人獨推許元好問（遺山）有忠君愛國思想，於清代承認龔定庵（自珍）在詩界中有開拓之功。」[43]金啟華將邱菽園詩歌的獨特之處概括為：故國之思的憂患意識，明心見志的贈答詩和南國的風景畫、風情圖。[44]蒙星宇的碩士論文則依據邱菽園豐富的古體詩詞資料，解析了邱氏一生中不同階段的身份，論述了其華化南國的實績，并通過與黃遵憲和郁達夫等人在南洋的華文古典詩詞對比，論證了邱菽園文學個案的顯性特點和隱性蘊含。[45]攻讀學位期間，蒙星宇還和導師王列耀合作，初步探討了邱菽園詩歌中的「古典中國」以及流寓特質。[46]台灣學者高嘉謙則從文化遺民和離散詩學的視角來評析邱菽園的南洋詩，[47]認為邱氏的詩歌創作樣態「不單是知識階層流動的精神史，它更是一個文學地理座標的移動，體現為離散經驗的精神結構」。[48]此外，王彩琴和宋紅霞兩位學者均對邱氏詠史詩進行了評價和研究，[49]丘鑄昌則重點解讀了邱氏詩歌中的愛國精神。[50]

小說批評方面，中國大陸學界先後有顏廷亮、蔡景康和胡全章三位學者發表相關論文，[51]儘管評說角度有異，但皆肯定邱菽園在晚清小說批評領域的貢獻；台灣學者吳盈靜博士則對邱氏詠紅之作——《紅樓夢分詠絕句》予以高度評價，[52]并試圖運用特殊環境下的紅學雅集為載體，深入探討文化遺民的經典閱讀問題。文學交往方面，其他華文學界的學者也多為探討邱菽園與丘逢甲、王松等人的交往。[53]可見，這一領域的研究仍有很大的開拓空間。

其次在事業研究方面，中國大陸和港台地區的學術界與新加坡學界類似，都十分關注邱菽園短暫的政治活動以及與康有為的關係解讀。中國大陸歷史學家湯志鈞長期致力於戊戌變法史研究，成果豐碩，其學術文章〈自立軍起義前後的孫、康關係及其他——新加坡丘菽園家藏資料評析〉、〈康有為的海外活動和保皇會前期評價〉、〈丘菽園與康有為〉等均論及了邱菽園的政治活動以及與康有為交往始末。[54]另外，段雲章以國內鮮見的《天南新報》資料為基礎，勾勒出一幅戊戌維新在「天南」反響的大致圖景。[55]香港學者趙令揚試圖從邱、康關係來看海外中國知識份子對中國革命的看法；[56]臺灣學者黃建淳對於邱菽園政治觀的見解則基本承襲楊承祖之觀點，認為邱菽園在維新運動中扮演的角色至多是一個維新思想的信仰者，但其影響力不容無視。[57]最近，大陸學者茅海建根據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所藏「張之洞檔案」，認為張之洞的策反是邱菽園與康有為交惡的一個重要原因。[58]此外，關於邱菽園對於新加坡早期教育的興學活動研究也有零星著述。[59]

（二）當下邱菽園研究的特點與今後研究的重點

就現有的研究成果而言，華文學界的邱菽園研究主要體現為兩大特點：

其一是文獻資料援引充分，但局部論證不夠深入。邱菽園寓居獅城長達50年，文學創作和報章評論等活動也基本是在新加坡完成，所以本地學術機構及其後人保留了最為完整的原始文獻。毫無疑問，這對於新加坡學界的相關研究提供了極其重要的資料支撐。不論是邱新民的《邱菽園生平》，還是王慷鼎的邱菽園與新馬報章系列研究，都鮮明地體現出文獻資料援引充分的特徵。若與國外學術界的同類相比，這種資料優勢尤為明顯。如而李慶年的同類論文則在前者的基礎上，還分別摘引了邱氏在《天南新報》、《振南報》、《檳城新報》和《叻報》上刊載的原始資料，論證更為有力。不過在知識信息迅速發展的當今時代，豐富的文獻資料完全可以通過借閱、傳遞、共享等手段輻射至世界的每個角落。因此，新加坡學者搜羅的第一手資料或研究成果也為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邱菽園研究提供了不小的便利，如中國學者湯志鈞在其〈丘菽園與康有為〉一文中，開篇即申明資料之來源：「1991年，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王慷鼎先生的幫助下，不但看到了較為完整的《天南新報》，而且看到丘氏親屬藏稿。特根據所見材料，寫成此文。」[60]臺灣學者高嘉謙在其博士論文寫作中同樣也參考了新加坡學界的研究成果。[61]

不過在學術研究中，搜集文獻資料只是最為基礎性的工作，還需要運用材料來進行邏輯推理或科學論證，得出合理的結論。如邱新民著作中那些關於邱菽園生平事蹟的考證文字，不僅資料豐富，而且推論可信，有力地澄清了許多學界模棱兩可的觀點。當然，整個華文學界的邱菽園研究也不乏資料有餘而論證不深的現象，常給人以淺嚐輒止之感。如新加坡本地學者已經佔有了許多邱氏在諸種報章上發表的文獻資料，有的甚至將報刊登載之詩文或政論文章進行編目系年，資料掌握可謂足矣，但是所作探討僅局限於邱氏與該報之間的關係描述，而缺乏更深層次的理論思考，諸如其時新馬報刊對於邱氏的文學傳播乃至政治宣傳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以及在歷時性的報章文獻中勾勒邱氏思想演進的軌跡等。

其二是研究視域初步拓展，然失衡現象依然存在。遍覽華文學界已有的邱菽園研究成果，就研究方法而言，既有實證研究，也有比較研究；就研究者專長而言，歷史學者和文學研究者居多，本地報人也有參與；就研究興趣而言，既有探討其重大事功，也有關註其風流軼事。可謂，舉凡生平思想、政治活動、文教事業以及文學創作等方面均有涉獵。尤為可喜的是，邱菽園研究的視域還在不斷的拓展之中，如新加坡學人姚夢桐，多年來關注邱菽園的印章研究。[62]作者通過邱氏69方印章，考證字號，窺視性情，演繹傳奇，可謂方寸之中自有一番天地；台灣學者高嘉謙對於邱氏《嘯虹生詩鈔》中豔情詩的集中探討和吳盈靜對於邱氏《紅樓夢絕句》的深入解讀，同樣也拓展了邱菽園文學研究的視域。

不過，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依然存在不平衡的現象。如在新加坡學界，顯然是邱氏生平研究較為集中和深入，事業研究次之，而文學研究最為薄弱；即使在文學研究領域，也存在著程度不同的傾斜。詠史詩研究遙遙領先，而其他類型的詩歌則無人問津；在新加坡以外的華文學界，邱氏生平研究較為薄弱，多引述新加坡學界的已有成果。事業研究方面，關於邱氏政治活動的研究比較集中，而文教方面的關注則有待加強。文學研究方面，儘管目前看來成果最多，但是仍有繼續挖掘的空間。

鑒於華文學界邱菽園研究的現狀，愚以為今後的研究重點應該從以下兩個方面展開：

其一是整理原始文獻。前文屢次提及新加坡學界對於邱菽園文獻資料的費心搜尋，只可惜那些原始文獻至今仍是散亂的、無序的，亟需整理、點校和出版。首開邱氏詩歌編年校註風氣的王志偉曾經感嘆：「象丘菽園這樣著名的詩人，至今尚未有《丘菽園詩全集》、《丘菽園詩文全集》出版；也沒有《丘菽園詩選》、《邱菽園文選》等普及本出版；更沒有《邱菽園研究論文集》、《丘菽園研究資料》等研究性書籍出版。」[63]因此，不論是出於文學傳播的考慮，還是出於學術研究的目的，邱菽園相關文獻資料的整理工作已經成為學界未來研究的首要工作。

具體而言，當下需要整理三類文獻：首先是邱菽園的詩歌作品。當下的年輕讀者，已經很難直接閱讀邱氏的兩部舊體詩集了，因此，《丘菽園居士詩集》和《嘯虹生詩鈔》需要儘快校註出版；其次是邱菽園的兩部筆記。邱氏《菽園贅談》和《五百石洞天揮麈》及其拾遺包孕豐富，其人生活動、文學批評以及文人交往等信息皆蘊藏其間，是故從研究的角度而言，這兩部筆記不應繼續塵封在圖書館的古籍閱覽室，而應整理出版以方便學術研究；再次是邱氏散落於報章的詩文以及政論性文字。邱氏刊載於新馬報章的詩歌作品或文學評論，大部份已經收在其詩集和筆記中。但是，仍有部份詩歌作品和所有的政論性文章需要整理，這部份文獻將有助於學界去認識一個完整的邱菽園。此舉勢必一方面有利於邱菽園作品的傳播，另一方面也有利於學界對於邱菽園的深入研究。

其二是拓展研究區域。儘管華文學界的邱菽園研究已經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有若干研究盲點需要攻克。首先在生平思想研究部份，至今尚無學者系統梳理邱菽園一生思想的演進脈絡，甚至對於邱氏晚年參禪入佛的解讀還存有爭議。同時，學界對於邱氏大起大落、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生經歷，多限於或零碎散亂、或截取一段的籠統描述，並無真正作歷時性探討的人物傳記式研究。其次在事業研究部份，學界的關註焦點在於邱菽園與維新派的關係以及相關的政治活動與創辦報紙、組織文社的文教事業，而對邱菽園破產前的經商活動未置一詞，以致邱氏破產的原因至今語焉不詳。文學研究方面，除卻王志偉的邱氏詠史詩研究之外，邱菽園的晚期參禪詩、報章政論文等仍然屬於有待開墾的處女地。

此外，邱菽園與其時各類名士、文人的交往研究也亟待拓展。邱新民曾經列舉了新馬、港臺和中國大陸與邱菽園結交或書信往來的141位知名人士。[64]單以文藝之交論，則有唐景崧（1841-1903）、黃遵憲（1848-1905）、王恩翔（1850-1905）、康有為、潘飛聲、丘逢甲、梁啟超（1873-1929）、林鶴年（1914-1994）等「詩中八友」，林紓（1852-1924）、吳趼人（1866-1910）、李伯元（1867-1906）、曾樸（1871-1935）等小說家，高劍父（1879-1951）、徐悲鴻（1895-1953）、劉海粟（1896-1994）等畫家，弘一法師（1880-1942）、太虛法師（1889-1947）、釋瑞于等詩僧。可見，相較於邱菽園如此廣泛的社交網絡，學界現有的研究成果顯然過於偏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