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达谈沙畹及法国现代汉学的转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汉学一再展现骄人的成就，巴黎因而成为举世瞩目的汉学中心。法国汉学在这一时期的领先优势，即便在欧洲，也得到当时英、德、荷、俄、匈、瑞典等国诸多有成就学者的首肯。

鉴于这一形势，陈垣等中国学者多次表示，应当将汉学中心由巴黎夺回到中国来；1928年1月，傅斯年向蔡元培陈述建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必要，揆其初衷，也未尝不是出于同样的心态。

法国的汉学之所以能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在于当时的法国汉学家一代比一代具有更加明确的指导思想和问题意识：若要使汉学研究富有成果，就不仅需要致力于探讨中国和东亚的传统旧学，也需要善于参照西方的古典旧学，借鉴近代西方日新月异的新知，促使汉学更加邃密深沉；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西方近代科研模式的不断更新或转型，推陈出新。

换言之，法国汉学之领先，在于既不忘记欧洲十八世纪以来研究中国学问的成就而加以继承，又在处理具体课题的方式方法上致力于在知识论和方法论层次上做出调整与更新，使之符合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学术发展的水准及其范式的要求。在这一治学程序的转变过程中，无疑，爱德华·沙畹在承上启下、融会中西的旧学新知方面涉及的领域最广泛、最富首创性，可以说是在实践中带头的核心人物。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沙畹跨出校门不久，以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学子的身份践临中国。来到北京，一切都让他感到奇妙，实地的观察使他具备了不同于前人的研究中国的视野；从此，他常在中国读书人帮助下阅读艰难的汉文文本，同时，认真参照西方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进展，缜密思考如何强化汉学课题的研究。他相继着手的不同课题促进他不停顿地扩展汉学研究的史料范围，有时候，势须协同诸多学侣或弟子一道发挥聪明才智，利用多种语系的语言文字，参照、借鉴希腊拉丁古典学、印度学、伊朗学、阿尔泰学和欧洲近代东方学成就来考释史料、解读文献，或借助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作为参照系，在汉学领域开创性地建构不同于此前史学的史考、史纂和史释。

由于沙畹译注司马迁的《史记》的首创性作用，法国汉学日益形成完备的体系，研究中国的学问被逐步建构为汇总历史、考古、碑铭、传统语言文字学（philology）、文学、哲学、宗教、民族、民俗、艺术的综合学科。在沙畹门下，杰出的登堂入室弟子除了本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三杰之外，俄国的阿理克（Vassili Alexeiev，1881-1951）、瑞士的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等人也置身沙畹门墙，日后并成西方汉学界翘楚。在西方汉学这一学风转变过程中，不妨也将瑞典的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美国的劳费尔（Berthold Laufer, 1874-1934）列为沙畹的私淑。一百二十余年来，沙畹和他的学侣与门生一直影响着国内外的同行学者。对中国来说，他们在二十世纪初直接、间接促进了中国传统文献学和史学的转型。

台湾中研院院士、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张广达先生近年来持续关注十九世纪末叶二十世纪初叶汉学研究在中、日、俄、法、美等不同国家的转型特色，其中对法国方面就以沙畹为例进行了深入剖析。在张先生看来，沙畹的最大贡献可以归结于一点：他以亲自的践行为当代汉学确立了专业规范（professional standards），与当代同侪相比，他更卓有成效地将汉学这一专业训练（professional training/discipline）引上了现代学术研究的轨道。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汉学不再仅仅是西方传教士、外交家等业余者的嗜好了。

1814年法兰西学院创设“汉语和鞑靼-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是法国现代汉学建立的标志性事件，迄今已逾两百周年；刚刚到来的2015年，又恰逢沙畹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上海书评》因而邀请张广达先生就沙畹及其所代表的法国现代汉学形成之初的诸多特征做些介绍。（李丹婕）

1865.10.5-1918.1.29）

中国学界目前对沙畹的了解并不充分，尤其是他进入中国研究领域之前的经历，很少有人谈及，所以请您首先大概谈谈沙畹的出身和家庭情况。

张广达：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经历确实对他日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沙畹1865年出生于法国里昂一个深富文化教养的基督教新教家庭，这个家族源出于法国东部Haute Savoie地区的Charmoisy村，这个村子位于横亘法国和瑞士两国之间的莱蒙湖（Le Lac Lemon）以南约十公里，东行八公里是Thonon，更东是vian，两地都是阿尔卑斯山区的旅游胜地，以矿泉水享誉世界。Charmoisy村西南行约二十公里是瑞士日内瓦，隔莱蒙湖北望是瑞士洛桑。1536年日内瓦市民起事，驱逐了统治当地数世纪之久的天主教主教，邀请法国宗教改革家卡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前来主持政教合一的新政府，从此，日内瓦成为新教卡尔文宗的基地。同年，卡尔文派的教义从瑞士传入法国境内沙畹氏祖先居住的Savoie。


沙畹家族自十六世纪以来即信奉新教卡尔文宗。大约是1602年，沙畹氏祖先Bernard Chavannes为逃避对卡尔文宗的宗教迫害而从Haute Savoie迁出，泛莱蒙湖移居瑞士洛桑，并于1618年入籍瑞士。1865年沙畹在法国里昂出生后不久母亲便弃世，幼儿沙畹便被送回瑞士洛桑，在祖母身旁长大，原因无他，沙畹家族的故居本在莱蒙湖的一南一北。这些细节似乎并不起眼，其实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沙畹出身的家族背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走出中世纪的西欧，经过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和十七世纪宗教战争，提供了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若干范例。在各个现代民族国家形塑各自国民的集体性格上，十六世纪以来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反复较量以及长期的宗教战争起了至关重大的作用。瑞士人集体性格中的刻苦勤奋、行事严格认真，例如体现在工艺制造上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实与新教卡尔文宗有至为深厚的历史渊源。

有关新教与迈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精神面貌之间的关系，韦伯（Max Weber，1864-1920）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已有详述。沙畹的家族，十六世纪末叶以来，先是生活在新教卡尔文宗中心地区日内瓦湖周围，十八世纪后又生活在日内瓦共和国，可以说，新教伦理塑造了沙畹家族的门风。我们中国人在与西方人交往中，往往不大注意理解宗教在他们生活中的作用，但要真正理解西方世界，应当认真对待其宗教背景和影响。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沙畹在他日后的研究中注重引入和运用某些科学认知的范式，这应当与祖父是植物学家、父亲是工程师的家庭熏陶不无关系。沙畹一生敬业勤奋，以不知何谓疲倦知名，著述等身，其中很多撰著往往一再修订，务求尽善尽美。如果说这些都反映着家教的影响，那么，这种家教又当从他生前两百年余年的新教家族背景追溯其形成的源头活水。

孩提时代的沙畹在瑞士随祖母生活，后来回到了法国接受学校教育，您能说说沙畹早期的教育经历吗？


张广达：沙畹的母亲产后不久过世，沙畹被送到瑞士莱蒙湖北岸的洛桑，与祖母一道生活，后来回到法国里昂与父亲同住，完成了中学教育。

沙畹从洛桑回到里昂的前后，法国的教育制度已然经历过改革，先前的改革是为了适应法国工业革命的要求。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法国最终战败。战后新成立的法国第三共和国政府检讨战败的原因，也进行过有关教育的辩论，战后的教育改革便更多着眼于使教育适应战后形势，培养客观现实所需要的民族国家精英和主管人才。

法国有多种形式的高等学府，在法国人心目中被见重的高等学府并不是一般大学（l'université），而是一些以大学院（Granｄ cole）见称的学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设在巴黎五区玉勒姆街（rue d'Ulm）的高等师范学院（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简称“高师”。高师遵循着创立者拿破仑一世规定的教育方针，以拉丁文、修辞学、数学为主要教授内容，以栽培学生达到美、善、真的境界。数学培养人求真，修辞学实际上是学习哲学。高师的在校学生被叫作“高师生”（Normalien），身为“高师生”，享有很高的社会荣誉。高师为二十世纪的法国源源不断地培育着世界知名的思想家，大学者。法国的诺贝尔奖得主不少是“高师生”。

高师生主要来自两所中学，其中之一就是沙畹从里昂转到巴黎后就读的路易大帝（Louis le Grand）中学。沙畹在中学时期已然受到了良好的全面基础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希腊、拉丁古典学识的根底，这使他顺利地进入了巴黎高师。1885年，二十岁的沙畹进入高师后，主修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哲学，课题是康德哲学著作之一《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原理》。

我们注意到，您曾经在《王国维的西学与国学》一文中特别提到早年王国维多次研读康德的经历，在谈及沙畹的学术历程时，也强调他在高师阶段对康德哲学的深入钻研，能具体说说个中详情吗？

张广达：这一情况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注意。沙畹选择这一课题并不是偶然的。十九世纪末叶，继黑格尔的观念哲学盛行之后，德国兴起了“回归康德”（Zurück zu Kant）的思潮。关于十九世纪末的德国哲学界，日本研究康德的老一辈哲学家桑木严翼（1874-1946）曾有实地观察。桑木曾留学英、美、法、德诸国，其间居留德国时间最长。他注意到，十九世纪法国思想界的大趋势是倾向于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实证主义，到十九世纪末叶德国形成新康德学派之后，法国学界也跟着开始认真研究康德哲学了。

沙畹如此，这也让我们联想及于王国维。1898年王国维在上海就学于东文学社，看到东文学社日本教师田冈佐代治（田冈岭云，1870-1912）文集中引用康德，他在这一启示下而开始后来四度钻研康德。这一连串的现象看来似乎偶然，但是如果深究当日欧洲思潮对东方的影响，这其实是欧风东渐的余波荡漾。

沙畹的毕业论文是与高师的同学安德勒（Charles Andler, 1866-1933）合作完成的，由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原理》的法语译文和长篇导言 / 绪论构成。我们看到，导言分为六节：（一）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学、（二）物质自然的形而上学、（三）形而上学向物理学（形而下学）的过渡、（四）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所导致的自然哲学的变化、（五）康德与牛顿的关系、（六）结论。可以说，这篇导言系统地论述了康德有关运动学、动力学、静态力学的形而上学原理。

钻研康德哲学，看上去与汉学研究相去甚远，实则不然。我认为，沙畹后来在汉学研究中展现出来的惊人才华与早年打下了良好的思维训练的底子大有关系。王国维亦然。

那么沙畹是如何由哲学转向（或者跃入）汉学的呢？

张广达：这就不得不说到沙畹早期学术生命当中的几位“领路人”。第一位是高师院长佩柔（Georges Perrot，1832-1914）。在高师求学的过程中，沙畹深得佩柔的赏识。佩柔是法国著名的古代艺术史专家，特别是希腊古典艺术专家。

他注意到了沙畹的教养和潜力，因此非常热心地培养他，并勉励他将治学方向定位于研究中国。沙畹正是在佩柔的鼓励下，渐次确定了此后研究中国的大方向。因此，在高师读书期间，沙畹不仅到巴黎东方语言学院随冉默德（Maurice Jametel，1856-1889）学习汉语，还到法兰西学院听德理文（Hervey de Saint-Denys, 1823-1892）讲授有关中国的课程。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是，当时巴黎东方语言学院所开设的汉语和相搭配的课程，旨在培养译员和外交官，可不是培养学者。

导致沙畹转换专业过程中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是1880年执鞭高师历史教席的当时法国史学界的领军人物莫诺（Gabriel Monod，1844-1912）。此前十年，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但法国很多年轻士子照样前往德国修读历史学的博士学位，莫诺即是其中之一。

原因在于，历史学在十九世纪的普鲁士和德国处于极盛时代。在当时的普鲁士和德国，史学界不仅有声名赫赫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蒙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等巨擘，也涌现了大批兼顾专精与博览的史家，所以人们常常因为德国历史学兴旺发达的成就而将十九世纪称为历史学的世纪。当时德国历史学家搜集、处理史料和研究史学的方式方法日益定型，他们发凡起例，撰写体大思精的论文或专著的章法日益圆熟。

莫诺早年留学德国，深得其师魏茨（Georg Waitz, 1813-1886）的真传，而魏茨是欧陆普鲁士史学派宗师兰克的首席弟子，魏茨在批判地处理文献和严格精审地考据史实方面，甚至还要青出于蓝，高出他的老师。通过莫诺，兰克史学的学风延伸到了法国。终其一生，莫诺在法国展现着十九世纪普鲁士和德国的史学传统特色。

1876年莫诺创办《史学评论》（Revue historique），并长年主持该刊，莫诺通过该刊，建立了法国史学界的“方法学派”（l'école méthodique），直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这一学派一直居于左右法国史坛的导向地位。

莫诺从史学方面指导沙畹，同时将他引荐给了考狄（本人自称高第，Henri Cordier, 1849-1925）。考狄是当时法国研究中国和搜集西文的中国文献的专家，绰号“活卡片”。考狄出生于美国新奥尔良，1869-1876年间生活在上海，供职于一家商行。可惜，长年在远东的居留并没有使考狄掌握汉文。

他回国后受聘为东方现代语学院的远东各国历史、地理、法制体系教授。1890年与荷兰莱顿大学中国学教授施古达（Gustave Schlegel, 1840-1903）共同创办并合编《通报》（T'oung Pao）。考狄编纂西洋研究中国的《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达到了巨细无遗的程度，他由此掌握了西方汉学业绩的全貌，对当时西方的汉学研究现状和动态了然于心。

这份书目后来也受到中国同行的重视，图书馆学家袁同礼（1895-1965）就曾为此书编纂续编。显然，就熟悉欧洲汉学界的既往成果、时下动态和未来发展趋向而言，考狄比莫诺更为内行，可以给予沙畹更具体的指导和更切合实际的建议。沙畹由于是学哲学出身，本想从翻译中国经学著作入手。考狄鉴于英国人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在翻译中国经典方面的建树，建议沙畹留意西方学者还没有认真触碰过的中国史学文献。这一及时的点拨对于沙畹择定日后的研究方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看来沙畹的知识结构底层，具有哲学认识论、史学方法论的深厚基础，这和他后来的具体研究有怎样的关系呢？

张广达：可以说，沙畹在进入中国研究之前，已经既了解德国、法国史学全貌，也趋同于演变中的某些十九世纪的史学观念和历史哲学观念。此外，由于他熟悉古典时期的希腊罗马、中世纪的欧洲、法国本国旧制度时期和十九世纪的学术沿革，加上欧洲史学家研究地中海古典文明和国别史的优秀著述具在，可供他有足够丰富的营养吸收，足够丰富的成功先例借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几位辈分稍早于沙畹的法国历史学家对后来沙畹的学术见地大有影响。比如欧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这位法国学者主要研究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史、中东的语言与文明，探讨近代民族的定义与民族认同的形成。说实在的，今天西方讨论近代民族观念的著作，多受勒南的启示，有时直接援引的就是勒南的论述。另一位是史学家、文学艺术批评家伊波利特·丹纳（或译泰纳，Hippolyte Taine, 1828-1893）。他在《英国文学史》（1864）引论中提出文学批评、艺术创作及其发展趋向三要诀（triad）：race（种族，英语译作nation/民族）、milieu（环境）、moment（契机）。

在丹纳看来，认识、研究、评述作家和作品，必须从民族、环境和契机这三方面占有大量材料，进行科学分析。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沙畹在著述中每当需要强调中国和西方之不同的时候，就会提及泰纳的种族/民族说。

还有一位就是德·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 1830-1889），他是研究古代希腊罗马社会史的大家，撰写《古代城邦：希腊罗马的宗教、法律和制度》（1863），这是一位具有社会学意识的古典学家，对著名的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也有很大影响。这些十九世纪法国杰出史家建立的学术范式都或隐或显地启发了沙畹后来对中国的研究。

以上是沙畹立足的学术土壤的简况，接下来他就进入了中国。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初，由于佩柔向法国教育部的力荐，二十四岁的沙畹被法国外交部派往北京，当时给了他一个法国驻清公使馆散编随员的名衔，但不承担任何具体工作，他的任务就是进修汉语和汉文，并确定具体课题和研究方向。今天看来，派遣学生出国深造不足为奇，但在当时，除了德国的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5）比他早到北京一年之外，沙畹来华实际上是西方向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开端，此前来华的只是外交人员、传教士、商人、探察家、旅行者等。

到达北京三个半月，经历了新鲜奇妙感之后，沙畹就为自己确定了两项主要工作：一是发愿译出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史记》全帙，据以研究中国上古的历史，探索中国的文明源流；二是在搜集相关图书，特别注意搜集两汉画像石刻拓片、历代碑铭资料乃至中国境内外各种民族文字的铭文。实际上，搜集、整理、考释拓片成了沙畹终生持之以恒的工作。

沙畹研究中国历史，从翻译《史记》的八书之一《封禅书》和整理殷代历法入手，让人们见识到了这位年轻学者出手不凡。显然，这一选择能够一举多得：通过译注史文，可以迅速掌握中国传统的校勘、训诂和义解的要领，学得中国传统学者治史必备的年代学、目录学知识，并促使沙畹关注除了清代中叶以来今本、古本《竹书纪年》争论之外的《史记》的诸多史源，诸如伏生《尚书》、孔安国《尚书》、 伪孔《尚书》的关系，司马迁本人又如何对今、古文的文本等问题。这也间接使沙畹将他掌握的西方文本批判的方法派上了用场。即便是在今天，这种通过深耕一部基本典籍以训练学生的基本专业技能，仍不失为培育人才的有效方法。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沙畹作为一个刚刚涉足中国历史的年轻人，并不是从某位人物或某一具体事件，而是选择封禅这一国家体制中的特殊制度入手。秦汉统一帝国的皇帝-天子进行郊祀，或以巡狩方式对天下名山大川进行祭祀，特别是登泰山祭天祭地，这一系列包括天地、日月、山川（岳渎）、四望的祭祀仪轨，既是统治者神道设教的统治手段，也是当时人们的宇宙观念和信仰体系，其中某些宗教性仪式也可以用来诠释包括先民时代在内的信仰渊源。沙畹译注《封禅书》，其实是以此为门径，探讨古代中国人的信仰和宗教观，考察中国仪式化的宗教拜祭和祀典的形成过程，进而了解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可以说，西方学者运用现代史学方法参与整理中国古籍，当以沙畹的《史记·封禅书》的译注为开端。而且沙畹的做法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学者，他以亲自的实地踏勘，处理《史记》文本的不同诠释，从而呈现中国宗教信仰中的不同意象世界。

具体而言，沙畹的《史记》翻译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张广达：说起沙畹译注的《史记》的独特之处，首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视为西方学界整理中国史部要籍的第一部谨严精审之作。沙畹之前，翻译中国史部著作的不是完全无人，例如，当年在布拉格求学的August Pfizmaier（1808-1887）就翻译过中国正史八十卷，其中包括译自《史记》的二十四卷，刊于《维也纳科学院学报》。但是，明确地意识到迻译史籍并不是单纯地或泛泛地从事语言转换，而需要参照近代历史编纂学的范式，使之成为一桩严肃认真的学术建树工作，无疑，沙畹的译注《史记》乃其发轫之始。

我们从这部译注中看到，沙畹在批判性地处理《史记》译文和注释过程中，既吸收中外学者的创见，也指出西方某些汉学家译文的欠缺和术语的谬误。沙畹生前译完《史记》的抱负因声誉日隆而受到外务干扰，仅得完成《史记》前四十七卷的译注，刊为五册。但是，这五册《史记》译注体现了沙畹治学的严肃认真，经受住了时间考验，从其刊出的1895-1905年到今天，赢得的盛赞和美誉从未间断，甚至被西方学界推崇为一部不朽的杰作（a monumental masterpiece）。1999年刊行的《剑桥中国古代史》一书，鲁惟一（Michael Loewe）、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合撰导言，在评价西方翻译中国儒家经典著作的理雅各等人的贡献之后写到，十九世纪西方的译事以沙畹译注《史记》而告一完美的终结，直到二十世纪末，与这些大家的译著相比，西方译本还鲜有出其右者。鲁惟一、夏含夷继而赞扬沙畹带动西方汉学步入新阶段，沙畹的劳作堪称近代西方汉学最早、最大的开创性业绩。

论及沙畹译注《史记》的独特之处，再有一点是，沙畹将西方历史哲学的思辨运用于《史记》的译注。我们不可忘记，沙畹在高师期间主修的是哲学，我们前面说过，他和同学安德勒合译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原理》，合写长篇导言。同样，沙畹也如法炮制，为他的《史记》法文译注本撰写了长达两百四十九页的绪论（prolemegomena）。

这篇绪论分五章，前言之后的第一章讲《史记》的作者，第二章讲汉武帝时代，第三章分门别类论述《史记》的资料，第四章论方法与批判，第五章讲《史记》的际遇（fortune），最后是结语。从这篇绪论来看，沙畹虽然转入了中国历史研究，但他并没有忘怀研究任何形而下的学问，都不可以忽略探讨其形而上学的本原。

人们所说的历史，实际上分为实态（actuality）与表述（presentation）两个层面，前者是历史本身或本原，即德文中的die Geschichte，后者是史学撰述，即德文中的die Historie，亦即人为的陈述或描述历史事实的文本或著作。康德和十九世纪的一些历史哲学家明确地界定了两者的不同，也提示出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着语词错合与意义混淆。关于die Geschichte和die Historie的区别和混淆，今天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的常识，Reinhart Koselleck就在他主编的八卷本《历史基本概念词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t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Stuttgart, 1975）第二卷中，亲自撰写了长达一百二十四页的Geschichte, Historie 条目，做了极其详尽的论述。

但早在十九世纪末，沙畹已然运用这一哲学的思辨，察觉出来《史记》收录的一些记载存在着明显矛盾，这一矛盾就是：“那些古老的文本使我们能够回溯到并不十分遥远的过去，但后世的作者却大胆地据以设想着洪荒远古”，乃至于一些传说在《诗经》等文本中都找不到蛛丝马迹。沙畹积极评价《史记》，称之为“一块去伪存真的试金石”，称赞“司马迁帮助我们辨识了真伪，……活灵活现的三皇和盘古，其实出自后世作者的臆想”。

另外，沙畹译注《史记》的再一独特之处是对《史记》中的史料种类和文本范畴做了批判性区分。沙畹在绪论开篇就将《史记》定性为存在两千年的一部中国史书。到了结语部分，沙畹再次强调，我们将《史记》的成书看作是一桩事实（un fait）。

《史记》之所以成书这一事实，真正原因是由于司马迁先把不同时代不同来源的诸多类型史料汇成一杂纂（un mélange），再如下分解和使用这些材料（ces matériaux）：（一）他将他本人的见解与同时代人和前人的看法区别开来；（二）他对不同性质材料作出分门别类区处条理，而后组合之成为整体，赋以具体形式（la forme）。

沙畹在这里使用的材料、形式等术语，令人不禁联想到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的事物显现“四因说”中的质料因、形式因。司马迁通过他如同三棱镜般的头脑，对史料就其内容先做精心的选择取舍，再加上他本人的“闻见之知”，组成了一幅呈现既往历史的精巧镶嵌细工画（une mosaque habile）。司马迁的镶嵌细工画诚然不可能呈现完全契合古代活生生的现实，但《史记》作为史书，向我们展现了中国古代历史对象（objets）和现象（phénomènes）的日益复杂化和扩大化。

中国传统史学编纂史上，章学诚（1738-1801）著作的再发现虽然为时很晚，但他的“六经皆史”说甚有影响。章学诚之外，参考沙畹为《史记》译注所写的绪论来考察中国历代史学文献的构成过程也颇富教益。

您说沙畹选择译注《史记·封禅书》着手，非常高明，是一举多得的做法，能具体谈谈吗？

张广达：对。沙畹只活了五十二岁，却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具有开山意义的成就，这确实和他“治学得法”有关。王国维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撰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逐步形成“二重证据法”；无独有偶，沙畹译注《史记·封禅书》，为了验证《封禅书》的记载，检验译注《史记·封禅书》的精确性，亲自前往泰山考察，追究文献记载的相关的考古学印证，也在实践着他的一种“二重证据法”。

沙畹的这一趟田野之行，导致《泰山》（Le T'ai Chan）与《两汉时期的中国石刻》（La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两部著作的产出，其中涉及的很多实物或遗迹今已不存，唯靠沙畹的这两部记录而保留下来。不仅如此，第一次田野踏察的经验，导致沙畹决定日后再度游历泰山，并进而扩大实地踏察华北，以便对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做进一步验证。

这一实践经验带来两点主要收获：其一，促使沙畹超越中国的传统史料概念，不断扩充研究中国历史的资料范畴也因此日益成为沙畹治学的特色；其二，沙畹越来越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概念，他关于泰山及其相关民间信仰、民俗文化的研究具备了现代学术的诸多特色，迄今意义仍然不减。他对汉代石刻的处理也是如此，比如著名的武梁祠，后人追溯学术史，就必然要追到沙畹这里来。也正是因为译注《史记·封禅书》和撰述《泰山》一书，他引而申之，几度易稿，完成了关于自古以来中国祭祀诸般社神的论文。

那么沙畹的社会学眼光和知识是如何形成的呢？

张广达：谈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及沙畹所处时代的另一股学术风潮。十九世纪末年，在马克思、尼采、韦伯、弗洛伊德等现代批判大师或怀疑大师的影响下，欧洲历史学和人文学科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从十九世纪后半期，欧洲开始逐渐怀疑理性，厌倦科学实证主义。史学生态也在向另外一个方面演变：法国第三共和国前期是正宗史学的一统天下，这时候法国史学和德国史学一样，开始出现转向。史学研究的模式由于内在理路的推移和外在多科学术的影响而酝酿着变异，比如在德国，最突出的，就是兰普莱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对兰克史学提出异议，要求对政治事件所以发生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种种起因加以探索，主张历史学应该研究包括社会组织和精神文化的各个方面；在法国，则是贝尔（Henri Berr，1863-1954）提倡结合哲学、史学、科学三者的综合史研究（synthèse historique），主张历史学的研究应将人类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的活动融为一体，以弥补侧重政治的史学偏颇。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巴黎高师开始成为涂尔干的社会学大本营。涂尔干是犹太人，在法国学界，犹太人的影响很深远，人物也多。涂尔干和他的外甥Marcel Mauss（1872-1950）一道，把社会学运用到了人类学、历史语言学等人文学科研究当中。这要比十九世纪初孔德所代表的社会学更跨进了一步。

也就是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社会学、人类学、历史语言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开始相继浸润史学领域，处在形成体系过程之中的阐释学（hermeneutics）的方法论原则也开始被用于诠释历史文本。这些都成为沙畹进入中国研究的后期的知识背景。当然，沙畹所留下的史学著作还不是后来所谓的总体史学（histoire totale），总体史学在沙畹研究中国的时候还没有成形，却已经有了若干征兆。了解这一点，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再后来以强调结构、长时段、地理因素、不同时态等为特征的年鉴学派的出现。

沙畹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出任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这与他从事的《史记》译注工作存在怎样的关系？他回国后主要开展了哪些研究工作呢？

张广达：1893年，二十八岁的沙畹奉招回国，继承德理文的教席，就任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与他学术上的创新当然有很大关系。但是也要注意，候选人有八位之多，他的当选并非毫无困难，而且遴选过程中，沙畹本人并不在法国，多靠印度学家富歇（Alfred A. Foucher，1865-1952）为他大力奔走。

这也从另一方面透露给我们一点信息：沙畹当时周围的许多学者，在各自专业领域皆是高手，学侣间通过协作而扬长补短，互相激发，彼此提携，于是能够跨越隔行如隔山的学科障碍而取得突出成绩。沙畹这次回国后，就在自己的挚友、印度学家列维（Sylvain Lévi，1863-1935）的鼓舞下，开始了汉文佛教文献的研究，两人的合作密切无间，取得多项成果，皆堪称典范。

也就在沙畹任教法兰西学院期间， 英籍匈牙利裔考古学家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1862-1943）开始多次组队进入新疆、甘肃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地理测量、考古与文物调查活动。1900-1901年第一次考察中国丹丹乌里克、尼雅等地，获得汉晋简牍和唐代文书。斯坦因完成考古调查任务之后着手撰写考察报告时，都分别邀请各领域最权威的专家协助他考释各种文字的文书。斯坦因把1901年第一次探险所得汉文木简与文书实物送到沙畹面前，请求沙畹协助考释。沙畹考释的成果刊在斯坦因《古代和阗》（Ancient Khotan）一书中。

斯坦因看中沙畹，拜托他来考释流沙坠简，而且非他莫属，这毫不偶然。在当时的欧洲，沙畹是担此重任的不二人选。斯坦因后来又交给沙畹他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的大约两千枚左右敦煌木简，附带也把他的助手蒋孝琬所做的初步录文给了沙畹。沙畹使用放大镜一一检阅了这批木简，淘汰了其中没有用处的大部分。

当沙畹着手分类处理有字木简的时候，他发现蒋师爷的录文很草率，于是沙畹只好勉为其难，重新一一审视木简。为了识别疑难字，沙畹一遍遍地检查木简，从中找出有类似疑难字的木简，以资比对。但他依然非常清醒自己没有百分之百的能力彻底清理这批材料，于是他1912年便将自己的手校样书寄给了专业能力更强的罗振玉、王国维。罗、王二人仔细研究沙畹书后，决定按简文内容和文书性质分类，重排简牍的顺序，改编沙书的内容，形成1914年在京都出版的名著《流沙坠简》，也算一段学术因缘。当然沙畹自己的整理也有出版，即1913年牛津出版的《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一书。

研究中古史的学者都非常熟悉沙畹那本著名的《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这本书似乎也着手于这段时间？有着怎样的写作背景呢？

张广达：是的。1897年，沙畹写了《景教和哈喇和林遗址碑铭》（Le nestorianisme et l'inscription de Kara-Balgassoun），该碑发现于蒙古鄂尔浑（Orkhon）流域。沙畹指出碑文所言慕阇弟子可能是摩尼教徒或者景教徒，并从佛典中找到了佐证。正是这个见解启发了德韦理亚（Gabriel Devéria），进而论证《九姓回鹘可汗碑》所记载的不是穆斯林而是摩尼教传入回鹘的历史，进一步补充了沙畹的研究。

当时，俄国探察者在和林发现九姓回鹘可汗碑的同时，也发现了突厥时期的《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俄国皇家科学院需要掌握更多的历史背景，以考释这些突厥、回鹘碑铭。这时俄国皇家科学院就找到了中国的沈曾植、法国的沙畹。

沙畹不负所望，交出来的，就是这本《西突厥史料》，1903年由俄国科学院刊行。沙畹编纂这本书，由于兼备希腊拉丁古典训练和汉学训练，视野辽阔，取材完备；他还基于审音勘同的原则，比定地名、人名，考证典章、制度；特别是末章论述东亚、北亚和西亚拜占庭帝国的交涉往来，高瞻远瞩，历来为世人所叹服。

沙畹回国工作一段时间后，又一次到过中国，他二进中国和当时的具体学术研究课题有什么联系吗？

张广达：有的。说到这里，我们就能看出沙畹不仅学术课题一环扣一环，他再次来华考察也是为明确目标而来。由于此前和列维合作处理佛教文献，他此次除了注意搜集碑铭石刻、民俗资料之外，也关注与佛教有关的遗迹。

1907年，沙畹经西伯利亚前往中国东北，他先到辽宁考察了清帝先陵，然后去鸭绿江畔看了高句丽《好大王碑》。后从北京动身，自天津沿运河南下，行经泰安、曲阜、开封、洛阳，再西行至西安、乾州，来到沙畹一生与之保持心神感应（empathy）的司马迁故乡韩城，而后取道龙门，北上太原、五台山、大同云冈等地，考察了冀、鲁、豫、陕、晋五省。

沙畹在此次行程中收购大批图书，拍摄大批照片，获得刻石拓片数以千计，甚至在开封一家书铺，一口气买下全部方志。他也沿路拜访和结识了许多文人、官吏以及西方传教士，比如太原的英国传教士、汉学家苏慧廉（William Ed. Southill，1861-1935）。沙畹回国后，法国驻北京使节特别为沙畹此行而向清政府表示谢忱，并具体地向许多地方官员指名道谢。

值得一提的是，沙畹这次考察来到北京时，在北京城墙根，巧遇在巴黎从他受业的俄国学生阿理克。阿理克注意民俗学，当时在为自己的博士论文搜集资料，如《九九消寒图》、杨柳青年画等，因此，两人得以同行数月。从阿理克刊行的旅行笔记中，我们能看到不少有关此次考察过程中不见于沙畹自己记录的细节。

这次考察的直接结果就是沙畹的四卷本《华北考古纪行》，计文字两卷，相应大型图谱两卷。沙畹的这部著作是空前的，有关佛教洞窟的摄影早于日本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的集大成之作，内容还更为丰富。武梁祠，嵩山三阙，孝堂山、巩县石窟，刘村、焦城村的石雕石刻、龙门、云冈等著名石窟的影像皆在其中，同时还尽可能收录、翻译了相关的碑文与题记。由于泰山、龙门、云冈等处遗迹迄今多有损毁，沙畹留下的这批照片和记录对于研究这些遗迹将永远具有不可取代的意义。

伯希和这个时候似乎也在中国西北考察，这与师徒二人后来合作译注摩尼教文书有关系吗？

张广达：没错。1907-1908年，沙畹在华北考察的同时，他的学生伯希和正在探查西域和敦煌，师徒二人，一东一西，基本上同时结束考察工作。伯希和这次在敦煌藏经洞经过仔细翻检取走大量重要文书，但一个大漏就是那件后来入藏京师图书馆的摩尼教文书（后编号为北字8470）。

1910年，由罗振玉（1866-1940）刊布在《国学丛刊》第二号上，刊布时因为不能确定教义的性质而称之为《波斯教残经》。这一消息马上引起伯希和的注意，他立即撂下手头数千件敦煌文书原卷的编目工作，急忙找到老师沙畹，一起着手翻译和注释这一抄件，他们对这件文书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早在十九世纪下半期，欧洲学者，如G. Flügel、H. Pognon、Fr. Cumont等开始刊布有关摩尼教的基本文献，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摩尼教作了文献准备，但是对摩尼教的东传完全没有概念。突然，敦煌和吐鲁番有了崭新发现，这为中外学者研究摩尼教东传及其在中亚和唐代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意料不到的证据。

当德国考察队在吐鲁番等地获得的文书送回柏林，研究工作立即提上日程。1911年，沙畹与伯希和撰《中国发现的一部摩尼教经典》（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将京师图书馆所藏的摩尼教《残经》译为法文并附以大量注释，不少注释中附有R. Gauthiot关于伊朗语学的注释。这部译注，文字疏证和教义考释并重，学术水准在当时是超一流的，即便今天也令人称赏，后来他们又于1913年合作考证有关摩尼教流行中国的历史文献记载，详细勾勒了摩尼教东传和在中国的传播过程。这是沈曾植、罗振玉、王国维等同时代的中国学者不可能做得出来的。

到此我们基本上回顾了沙畹一生学术成就的几个方面，他于一战前不久就去世了，那么就您看来，如何看待沙畹在现代法国乃至欧洲汉学学术史中的意义呢？

张广达：沙畹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一战过程中身心俱疲的情况下，他依然坚持高强度的工作，同时还收容照料来自比利时的难民，加以战时营养不良，眷念作为空军飞行员战斗于前线的儿子，终于1918年1月离世。

今天看来，沙畹留下的大量著述不仅仅具有历史学和考古学的意义，同时也具有社会学意义。沙畹虽然没有在中国进行今天意义上的社会学或人类学调查，但是他的关怀和经验使得他注意到了中国的学术传统、社会现实、周边诸多民族和国家，以及应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的广阔前景，可以说，从沙畹开始，现代社会科学才真正参与到了汉学研究当中。

最能代表这方面成就的，可参看沙畹撰写的《中国文学的社会角色》（1893）、《光绪皇帝》（1900）、《拳民（义和拳）会社》（1900）、《洪武皇帝的圣训》（1903）、《中国对美德的旌表》（1904）、《评范·热奈普的著述〈过渡仪式〉》（1909）、《中国人的道德观念》（1917）等文章，每一篇都值得细细审读。

在西方，已有一批学者从沙畹首开其先的科学研究角度，继续其开创的译注《史记》的事业。目前《史记》已经有了越特金（Р. В. Вяткин, 1910-1995）与同事塔斯金（В. С. Таскин）、儿子小越特金（А. Р. Вяткин）共同完成的俄文全译本（全帙九册，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2-2010）；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主持的英文全译本当亦将告成。踵事增华，越来越多的学者就《史记》撰写博士论文和专题论文，有不少精彩的研究。

如果最后做一总结，您认为沙畹促成法国现代汉学转型的主要原因何在？相比较来说，中国当时人文学术研究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张广达：原因当然就是我们一开始谈到的时代背景和学术环境，沙畹在此因缘际会中扮演了继往开来的角色，关于这一点，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里就说得很好，“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讬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沙畹所做的，正在于“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

另外一点呢，我就想到《荀子·劝学篇》有句话，“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这在沙畹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假若他不到中国来，不和中国学者接触，不踏察泰山，不寻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山西，不参拜洛阳、龙门、西安、司马迁出生地韩城、太原、云冈等地，不注意欧洲各国探险家对中国各地的考察、记录和研究，他不可能具有那么开阔的视野；假若他不懂得“善假于物”的道理，他就不会注意运用西方学科自身的传统和长处，例如西方哲学的思维方法和社会学的概念工具，那么，无待赘言，他不会有后来的成就。这到今天依然给我们很多启发。

学术发展并不是因为有了新的开发而过去就落伍了。实际上，我们看到，沙畹既注意传统有用的东西，又措意于新的史料，并按新范式将新史料与学术传统相结合。其实，其他领域又何尝不是同样的道理。Edmund Burke（1729-1797）在《法国大革命的思考》（1790）一书中说：“一个不善于保守者，不可能有效的创新。”保守的前提是着眼于有效的创新，而非抱残守缺，这才是智慧真谛。史学研究也是这样，我们在沙畹身上看到开创的敏感，看到“旧学与新知”、“传统与创新”之间的互相激励与发明。

反观中国，我认为1893年12月5日沙畹在法兰西学院发表的就职讲演，题为《中国文学的社会角色》，今天依然值得重视。他认为，中国独有一种文学，或译作文献，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如此普及，得益于它的书写载体——汉字，汉字不仅比各种方言有更大的延展性，而且在被赋予道德教化的影响力之后使人们的思想符号化，成为塑造思维的形式和模具。沙畹充分肯定中国文学或文献在维护中国大一统局面中的作用，但也指出，中国文学和文献构成一种传统，使得中国人在培育后代上过于强调背诵。

过犹不及，过分强调博闻强记，必然忽视独立的理性思维。人们应付的现实在改变，但人们的思维定势则是墨守圣贤、君主和祖宗的教训，遇到问题总是求诸“经典”，而不是自己动脑筋、想办法。

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必须注意沙畹早年的哲学训练，我们今天把哲学当成一门专门的学科，但事实上，哲学和数学一样，是所有学科的基础，意在培养一个人基本的逻辑思维，而不仅仅是普及知识。沙畹这篇演讲发表近十年后，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的弊病，两者之间的同与异，值得我们去仔细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