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卓越：移动的标尺：英美中西比较文论的展开路径_国际汉学研究——汉学，汉学家，汉学研究，sinology，china studies

黄卓越：移动的标尺：英美中西比较文论的展开路径

来源:译研网作者:无时间:2016-01-11 20:11

移动的标尺：英美中西比较文论的展开路径

黄卓越

【摘要】本文首次系统地追溯与描绘出了英美汉学界中西比较文论研究的轨迹，主要将之划分为两个阶段，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又分疏为比较诗学与比较叙事学两大研究类型。在检索与思考这些历史现象时，本文试图揭示出潜藏在不同的比较模式之下的内在视角或“标尺”，进而指出，模式的变化往往受制于一系列在多层次上分布的要素，如中西之间话语权力的对比、西方社会的自反性问题意识、文化观念或学理方法的变迁等，这些要素会以不同的比重影响到比较文论研究前趋的方向。

【关键词】中西比较文论比较诗学比较叙事理论

一，引叙

英语世界的汉学研究始于19世纪初的马礼逊入华，而最初将目光集中地投注于中国文学的当属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除了对几种汉语原作的英译以外，其1830年刊行的《汉文诗解》（Poeseos Sinicae Commentarii: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以较大的篇幅介述与解析了中国的古典诗歌，遂成为英语国家研究中国文学的首部力作。其后，尽管该领域的研究并非英美入华学人的重点，但也续有其作，贯穿了整个19世纪汉学的历程，直至20世纪初年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所著《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出版，使中国文学在英语书写系统中获得了稍加完整与清晰的展示。

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可以说，几乎所有域外学者对中国的观察与研究均会不同程度地置入比较的意识或视野，这也是在以外部之眼“凝视”他者文化时必然会产生的一种思维惯性。仅以《汉文诗解》为例，该著的比较意识大致表现在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是对现象的平行比较，比如该书即大量选取欧洲诗歌，尤其是英国诗歌与汉诗进行对比；二是用西方语言学及诗学语言论来比附与解说汉诗的特点。¹以上两种方法也可称为事象模拟式比较与理论嵌入式比较。然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均非随意取择、散漫无归的，而是总会在其中预先执定了某种“标尺”，以使比较性文本实践能够向这种标准或理念汇聚。尤其是在理论嵌入式比较中，正如后来著名诗论家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所指出的，几乎所有19世纪英国汉学家所从事的汉诗研究，均未离以西方语音中心主义为标准而建立起来的语言学模式，由此而强行地将对中国诗歌的研究带入到既定的论证模式之中，并得出了西优中劣的结论。²

当然，自20世纪开篇之后，由于受意象派诗学运动的影响，使得按原定惯则缓行的中国文学研究发生了大幅度的逆转，并由此开启了中西文学比较研究的新方向。然而从学术分类的意义上看，19世纪以英国汉学为主的比较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文学作品的层面，尚未具体涉及中国的诗学批评与思想，因此还只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未曾进入比较文论或比较诗学的范畴，这也导致了该期的研究长期徘徊在浅层次的、缺乏批评语境之互动的比拟上。而20世纪以来发生的变化，则不仅显示出了逐渐蔓延的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兴趣以及比较文论视野的创立，而且也会引发标尺的重置与再重置，将对中国文学的探知引向一更深的水域。本文即试图以此为梳理的对象，同时将20世纪初之后的英美中西比较文论相应地划分为几个阶段，以探查其运行的轨迹及因标尺所发生的变化而引致的范式转型。

二，60年代前的英美比较文论

20世纪初意象派运动的出现，可看做是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研究从一负面的评价而转向正面首肯的关键节点。对于这一思潮，国际与国内的学者都曾做过一些考察，但也常对其兴起的意义多有语焉不详之处，因此也需要做更为精确的定位。以我之见，这一运动的发生首先与西方在20世纪初发生的文明危机有密切的关联，其中，德国人斯宾格勒于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便以沉重的心态传递出了当时欧洲精英文化人共有的感受。过去曾被视为一体化的“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之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断裂，文明不再被视为西方世界的佑护之神，而是一种带毒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力量，这种认知也见之于这一时期如劳伦斯、艾略特等发表的作品中，而作为文明之表征的“理性主义”传统则被又常视为引发这场危机的一个主因。美国的意象主义诗歌运动，或称之为“向东方学习”的浪潮，便是在这一背景下浮出地表的。在费诺罗萨撰写的《作为诗歌介质的汉语书写文字》（The Chinese Writing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这一著名文章中，作者便是将东方感性化的文字符号与诗歌意象明确地置于西方语音逻辑主义之上，并以为借此而可对治理性主义的积弊。

受此影响，在文学领域中，对中国诗歌的迻译、仿写与评论等渐成风尚。其中，斯宾加恩（J. E. Spingarn）于1922年在《日晷》上发表的意在推荐张彭春（Chang Peng Chung）所译《沧浪诗话》的文章《<沧浪诗话>导言》（foreword to Tsang- Lang Discourse on Poetry），或可看做是英语学界初涉中国文论原典及进行中西文论比较研究的第一篇论文，斯宾加恩在文中也认定该译本是“中国文学批评在英语国家出现的首个例证”。³以斯宾加恩的观点看，这一在8个世纪之前即已写出的诗话的重要性，在于严羽所提出的“妙悟”一说，具有预见性地与西方当代世界最为先进的艺术观念达成了一致，即将“美是自身存在的理由”（Beauty is its own excuse for being）纳入到了艺术理解的核心之处，这也类似于克罗齐（Croce）所说的“直觉”（intuition）。当然作为更早的探索，比如意大利人罗斯塔尼（Rostagni）就在对希腊诗学文献的整理中发现有一位叫菲洛德穆（Philodemus）的伊壁鸠鲁派学者所持的看法，便与后来影响整个西方的贺拉斯的“寓教于乐”观相反，此外，斯里兰卡学者Anada Coomaraswamy也有相似之论。但是这些论述都不算充分，而中国人则尽管在当时受及印度佛教的影响，却放弃了其“逻辑上的赠品”，“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将佛教精神遗产运用到艺术的批评中”。⁴严羽妙悟说的特点在于“将诗歌与习得、哲学、科学、宣传、修辞等区别开来，去处理人的基本感情、欢叫与叹息的旋律，基本上与‘事物的推理’、‘书本’、‘观点’、‘词语’无关”。⁵当然，在斯宾加恩看来，这种对诗艺所含神秘性的论述仍与克罗齐将直觉仅仅看做心灵活动的第一个阶段，而将思想看做是心灵发展更高阶段的、偏重于“逻辑分析”的论述大不一样，因此而是一种外在于西方的文论传统，对西方民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⁶从中可以见出，无论是张彭春对严羽诗话的选译，还是斯宾加恩的比较性阐述，均是基于西方的文化境遇，并是在一种十分突出的价值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尽管篇幅比较短小，但毕竟首开了中西诗论比较的一个先河。

5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文论在英语地区的逐渐发现，比较诗学（文论）研究也作为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移入其日程。在这个起步点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休中诚（Ernest Richard Hughes）于1951年出版的《文学创作法：陆机的<文赋>》（The Art of Letters: Lu Chi’s “Wen Fu”, A. D. 302），这也是20世纪以来英美学界第一本探索中国文论的精构之作。该书的副标题为“翻译与比较研究”（A Translation and Comparative Studies），从而表明了作者试图将对一种批评模式的探索置于中西比较视野中去处理的明确意识，陆机的这一名篇也被休中诚冠以“中国历史上首部，同时也是其中最伟大的系统性批评著作之一”。⁷关于撰写此书的具体经过，据作者的自述，既与其1943年至昆明，在清华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期间受到中国学者的影响与鼓励有关，⁸也在于陆机的诗歌批评话语对于重新检讨英国自身的当代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在作者看来，陆机提供的“相同的问题楔子是可以插入到我们西方文学观念的裂口之处的”，⁹为此，曾在清华大学担任过外籍教友、与作者有观念上同心相惜的理查兹（I. A. Richards）在为该书所做序中也引陆机原句“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¹⁰以表明东方思想是有益于西方智性生活之更新的，这也决定了比较的视野会在这部著作的构思中占有一重要的位置。

尽管休中诚所著该书仍然是一项围绕陆机及其所撰《文赋》所进行的原典研究，但其比较视野的运用却无处不在，并大致包括了两个主要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大量随文而显示出的细密比较，以插入书中的西方资料而言，涉及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当代的艾略特、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等的论述，这些话语材料往往都带有说明性的功能，以便籍此而使西方的读者更易理解陆机的原文以及所示材料的异同。其次，则是总论性质的，而其中所涉的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便是如何理解“理性”（reason）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的问题。在西方，对理性问题的讨论不仅在当时被置于文化论争的核心，而且也渗透到了文学的论争之中，这包括或以理性来分疏文明的高低，从而将西方文明置于东方文明之上，或以为文学创作主要有赖于直觉与情感，借此而将文学与科学区分开来，由此而延引出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不一而足。通过对陆机《文赋》的阐述，休中诚试图对上述的问题做出自己的解答，以其之见，在陆机那里，同时也通过对陆机之前中国艺术传统的追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方面，中国的文学与艺术等并不缺乏理性的思维，因此并非可以将之归入低一级的“文明”之中；另一方面，陆机所主张的文学书写既是一种受到理性控制的艺术，同时也是如何将理性与情感更好地协调起来艺术，这些看法也是符合文学创作的实际状况的。¹¹此外，书中也通过对中国诗史的翔实追讨，提出了“抒情诗”（lyric）的传统是如何在后汉一步步地战胜早期国家主义与非个人性书写的；通过对描写方式的对比，指出了中西文学在基本的宇宙论预设上即存在着差异，即“在西方哲学思维的传统倾向中，一定会将超越性（transcendence）联系到‘上帝’与‘永存者’，因而不能欣赏事实本身……”，¹²中国人的思维则属于另外一种，认为世界是由曲直、明暗等直接感知的对象组成的。由上可以看到，休中诚所提出的几个议题，不仅为六、七十年代以后的北美汉学界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发，而其所采用的比较文论的姿态尽管也延续费诺罗萨、斯宾加恩等而来，将中国诗学视为一种更高的经验，但也已始有所变化，即试图去寻找中西之间的一种理念平衡。¹³

三，70年代后美国的比较诗学

70年代之后，北美与英国的汉学界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从治学的模式上来看，首先便表现在学科的细化与科学主义渐成文学研究的主流。与之同时，在跨区域研究的领域中，由早期发展出的“平行式”比较更趋盛行，从个案间的比较研究，中经一些过渡，直至体系化的抽象演绎，各呈缤纷，荦荦可观，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比较文学，进而是比较文论的展开。从某种意义上看，英语世界的比较文论也正是在此期才正式建立起来，并形成一较为固定与明确的格局的。撮其大端，则有两大支域话题的论讨最为引人瞩目，它们分别出现于诗学研究与叙事学研究的领域，并均聚焦于对中西文学观念基本模式的对比性论述上。尽管两大支域话题的指向有所差异，但如做仔细的探查可以发现，其所使用的观察视角、理论范畴、演绎路径等，或者说是某种话语标尺均有很大的重叠与相似，这当然也与这一时期的范式设定，也包括文化多元主义思想的普及等有密切的关系。总起来看，此期的汉学家们均试图从一较为宏大的景观入手，同时兼容批评学与文学史的材料，借此而构造出一种新的中西文论比较的论述框架。

首先来看在诗学领域中，我们知道，刘若愚（James J. Y. Liu ）的研究自60年代起步以来，即包含了对中西两大批评谱系进行比较分析的明确意识，从早期所撰的《中国诗学》（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1966）到80年代后期出版的《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Language-Paradox-Poetics: A Chinese Perspective, 1988），¹⁴无不表现出其力求从语言及其表达形式之属性的角度探察中西文学观念之异同的努力，然其最为瞩目的研究则仍属七十年代中期付梓的《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一书。在这一著作中，为建立作者所自榜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基础，并依据于他所勾描出的文学活动循环作用的图谱，对比了中国文论中的“形上理论”与西方的“模仿理论”，以及两边在象征理论、现象学理论，表现理论、技巧理论、审美理论等运用上的异同。尽管受其理论出发点，即建立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理论”，并可借此以寻绎一种平等知识境界的可能性的规定，刘若愚的比较会偏重于对相同点的揭示，同时又采取了散点分述的方式。就后者而言，尽管作者也会在行文中对一些散点之间可能发生的关联有所解释与串联，但是事实上并未形成一个最终的、带有统一性的结论。也正因此，在他的论述中更为引人瞩目的反而是那些对中西文论差异性特征的绘制。比如在论及西方“模仿理论”与中国传统“形上理论”的时候，作者指出，西方模仿说所设定“‘理念’被认为存在于某种超出世界以及艺术家心灵的地方，可是在形上理论中，‘道’遍在于自然万物中。”¹⁵这也可通过对比锡德尼与刘勰的两段批评言论的比较，以见出儒家学者与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之间的差异，即“对刘勰而言，语言是人类心灵的自然显示，这本身也是宇宙之道的自然显示；对锡德尼而言，语言与理性都是上帝赋予人类的天赋。”¹⁶综上所述，在刘若愚看来，中西诗学的最根本差异也就是中国人崇尚的是一种对“自然”概念的运用，而西方人则在超于自然之外还备有一个更高的抽象化“理式”，由此又导致他们在批评、创作等一系列环节上的分途。¹⁷很明显，在以上的论述中，“自然”是刘若愚借以区别中西的一个最为核心的概念，同时，这也是19世纪传教士汉学家对汉语文字特征（“象形”等）所做的一种负面确认，以及20世纪意象派诗论及休中诚直感诗学对中国语言文学的正面肯定——所共同措用的一个核心语汇。虽然用以进行中西比较的中心用语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是到了刘若愚这里，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他基本上已经放弃了那种中西之间孰优孰劣的判断，以便能将比较的对象作为一种不可更改，也无需有意褒贬的历史事实担认下来。这当然与70年代国际知识界所发生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与转型是密切相连的。

然而，由于“同”/“异”之间的错综，以及企图将二者均容纳到一个共存的理论系统之中，也使得刘若愚的比较文论体系最终未能建立起一个逻辑贯一、转承自如的演述框架，其体系内部充斥了因无法掌控而带来的诸多紧张、冲突与断裂。但是这一宏观式比较的方式却给后期的学者带来了许多启发，从80年代之后出现的变化看，比如其关于中西之间“模仿”与“自然”对举的命题，便在另外一些汉学家那里取得了更为积极与深入的讨论，并推演成了一种颇具国际影响力的话题系脉。有所区别的是，后来的学者似乎已经非常坚执地放弃了对“同”的构想，而将论述的关注点转移与聚集于对“异”的甚至是有些刻意的张扬中。此期不同程度涉入这一话题的学者较多，¹⁸又尤可以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余宝琳（Yu Pauline）等的论述最具代表性。

宇文所安对之所做的较为系统的阐论见于其1985年出版的《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一书，进而在9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ture Thought）中发展出一种结合具体批评文本的，同时也是更为广泛的释证（如对陆机、刘勰、王夫子、叶燮等文本所做的分析）。在前书中，借助于对杜甫的《旅夜书怀》与华兹华斯的《威斯敏斯特》二诗的比较，宇文以为据此而可发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关于文学本质的观念，即西方的理论认为文学是对我们真实相遇的世界背后的“理念”/“原型”的隔层模拟，然而在中国的诗学传统中，“诗歌通常被假定为是非虚构性的（nonfictional），表述也是绝对真实的。意义不是通过文本指向于其他东西的隐喻（metaphorical）活动而被展现的。”¹⁹中西之间的这一最根本性的差异也可通过各自据有的虚构与非虚构、隐喻与指实、创造（“制作”）与显现等概念之间的差异而获切实的证明。²⁰从语言的角度看，在中国文论家对于“文”的解释中，总是会将自己的文字（书写）看做是一种对自然的直接图绘，而西方则因其语言是建立在与自然相分离的拼音系统上的，因此批评家们对自己文本的论述便无法直寻其与自然的对应式关系。²¹这些不仅反映在各自的创作主张上，也会影响到解读角度的设定，即如果说中国批评理论所指出的通常是一条“透明”（transparencies）的解释之路，那么西方诗学则从古希腊学者那里发展出了一种隔层性的隐喻之说，²²因而对诗歌的读解，也便意味着需要去穿越一道由神谕所设置的“未知之幕”，才能抵达意义的终端。

余宝琳的《中国诗歌传统的意象解读》（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一书，虽然重点置于对中国意象理论演变及其特征的揭示，但正如其在序言中所提到的，本书论述的主题也与宇文氏的《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相交切，因此必然会涉及对中西诗学最为根本性预设的探讨。²³与宇文所安有所区别的是，余宝琳将自己对中国诗学观研究的出发点定位在《诗大序》所演绎的“情感表现论”（expressive-affective conception），而不是宇文所重点关注的写实论上，并同时将“诗言志”、“诗缘情”（originates in emotion）、“感物说”（stimulus-response）等批评理论均挂连到同一个言说系统之中，以此表明中国人的观念是内外互系性的、一元论的，即其所谓：“本土的中国哲学传统基本上赞同一元论的宇宙观；宇宙的规则或‘道’也许会超出任何的个别现象，但是它是整体地内在于世界的，并不存在着一个超越及优越于这一世界，或不同于物理存在的至上王国。真正的现实不是超自然的，而是在此地与当下，进而，在这个世界中，基础的通感均发生在宇宙模式及其运行与人类文化之间与之中。”²⁴这也可以通过中西在诗歌评注学上的一些区别得以证实，比如儒家在注释《诗经》的时候，其合法性认定的唯一途径便是到历史上去寻找根据，西方的学者则往往会试图去证明古希腊的神话是如何包含有某种哲学与宗教意义的，中国学者关注的是诗歌的现实价值，而非西方学者心目中的形而上真理。²⁵以此而言，虽然余宝琳采用的是一种情感论论证的路径，但所获结论却与宇文所安大体一致，也可谓是殊途而同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