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四姐妹”之一张充和在美国去世

“合肥四姐妹”之一张充和在美国去世

      “合肥四姐妹”唯一在世者、著名书法家张充和6月18日下午一时在美国家中逝世，享年102岁。张充和1913年出生于上海，祖籍合肥，苏州教育家张冀牖的四女。在父亲的影响下，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才华横溢，公认小妹充和为最。十岁时师从朱谟钦学古文及书法，十六岁从沈传芷等学习昆曲。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抗战爆发，辗转重庆，研习古乐，并师从沈尹默习 书法。抗战胜利后，张充和于北大讲授昆曲及书法。1948年，与德裔美国汉学家傅汉思结婚，并于1949年移居美国，在耶鲁大学教授书法二十多载，成为中国古典传统文化在海外的珍贵薪传。

      “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张充和曾在七十岁生日时写诗自况。张充和的昔日同乡、同事及同门余英时曾撰文高度评价张充和身上“以通驭专”的精神，恰恰代表了中国精英文化的精髓。(文章来源：新浪网)

      为悼念这位“一代名媛  ”，《新京报》刊登了王道的专栏文章“她的名字写在水上”，特转载如下，供阅览。

  张充和在昆明小坐蒲团像。

  6月18日早晨，我离开京都，前往神户，正在下雨。列车行驶在山峦之间的轨道上，透过错落有致的建筑，可以看到山间的雾气，在微雨里缥缈。车厢里平静如常，站在座位的靠背处，看很多人在安静地阅读纸质书。由此联想到前日在东京看到神保町书市的壮观，更联想到当年张充和女士在此“淘宝”中国碑帖的旧事。

  手机响动一下，打开看，是一则短讯，说张充和女士仙逝，看到安徽同乡亦书友朱晓剑也转载消息，后发现已经是铺天盖地的消息了。出国前关闭了电话功能，于是QQ和信箱里涌来了不少的信息和留言，记者采访、友人问询，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还从英国向我表示问候，叫人感动。

  记得来的时候，刚写过一篇长文《笙歌扶梦 归去来辞》，是为充和女士庆祝102岁生日的，当时特地去了一些地方走访，也是这样的小雨天，连绵着下。在九如巷张宅门口，站在雨里，张寰和的夫人周孝华女士与我随意谈论着张充和女士的风雅趣事。张寰和先生于2014年冬去世，周奶奶说起这姐弟俩的事颇有兴致，好像这姐弟俩就坐在院子里的古井边喝茶，我们俩在门外窃窃私语他们的寻常家事。

  说实话，真不知道该对记者说些什么，我只是想到充和在去国多年再还乡时，说自己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了。这种情况还出现了一次，张家大弟张宗和先生于1977年病逝，与之跨国通信28年却始终未能相见的张充和听闻后，怔怔地说：“这一次，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这对姐弟因为爱好昆曲，南北西走，寻找同道，即使是在解放后一段纷纷乱乱的时期，他们也没有断了对昆曲的钟爱和交流。在充和女士辞世之际，我还是想到了他们的谈艺往事，以及附着在艺术往事之上的生活态度。□王道

  昆曲：一生爱好是天然

  张充和的名声似乎总与昆曲有缘。

我最初写作张家的事就是写充和，写充和对昆曲的贡献。当时摸索着走进九如巷，开门的正是周孝华女士，接着领我去见了张寰和先生。说起四姐充和，张寰和先生娓娓道来的，是那些别具意趣的家事。

  李鸿章的侄女识修嫁到张家多年，膝下无子女。张冀牖的夫人陆英产下四女充和后，奶妈奶水不足，同时对叔婆婆晚景同情，决定将充和交给识修收养。于是，尚在襁褓里的张充和就被识修抱回了合肥张公馆生活，从此一过就是整个少年时代。当姐姐们在苏州、在上海接触都德、田汉、郭沫若、鲁迅等人作品，并“知道”胡适之时，张充和还在合肥龙门巷里临帖，翻阅祖父收藏的曲剧旧书。

  母亲、叔祖母相继去世后，16岁的充和回到了苏州九如巷的家，此时她跟着父亲请的昆曲老师学昆曲，她的老师是“传”字辈演员的老师，皆是最后的名师。充和少时看过的曲书一一浮上心头，原来这些诗词是可以唱出来的。

  后来，张充和考进上海的务本中学，又以数学零分考进了北京大学，至此，她的曲事从未断过。在北平，她与在清华大学就读的大弟宗和一起参加了俞平伯的北京谷音社，还时常组织曲友为名角捧场。再后来姐弟俩跑青岛、南京、呈贡、成都等地拍曲不断，还在贵州、云南等地组织曲社，直到1949年，张充和与傅汉思结婚，去国赴美，姐弟俩的昆曲雅事只能通过纸质交流。

  我查了一下张充和夫君傅汉思先生记录的充和北美昆曲演出记录，发现充和在20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昆曲演出和演讲活动不断，她先后在北美二十三个大学里完成了演出和演讲昆曲。傅汉思记录：“她于1964年和1965年在麦迪逊的大部讲课和演出，均已收入斯考特的著作《中国传统戏剧》第二卷。《思凡》和《十五贯》两剧也由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出版。”

  演出时，没有笛师，充和就自己吹，先录音。中国笛子到美国会开裂，她就选用合适的金属管子，自制笛子。化妆无人梳大头，她就自己动手做了一种“软大头”随时可以套上。她自己做贴片，还用游泳橡皮帽吊眉。有杜丽娘，没有春香怎么办？充和后来就用陈皮梅“引诱”洋闺女学昆曲，八九岁的女儿艾玛上阵后真是不含糊，后来能唱二十多折戏。充和在给弟弟的信中一再说，要让孩子学说中国话，学习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她还信心满满地夸奖艾玛学习昆曲的水平不断上进。

  1968年，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余英时先生看了充和的演出《思凡》，赋诗一首：“一曲《思凡》百感侵，京华旧梦已沉沉。不须更写还乡句，故国如今有此音。”

  1983年，张充和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来到北京昆研社并作感言：“我到国外已经卅四年了。初到美国的时候，提倡昆曲的，项（馨吾）先生在东部，我在西部，还有李方桂夫妇，我们在三个地方，联系不多，我很奇怪，那里有些中国人听到昆曲竟哈哈笑，但美国人却不笑。这使我很不好意思，心里很难受。有些中国人学了点外国音乐，并不了解什么叫民族音乐。这些中国人不大看得起自己民族的东西。我想我要发扬昆曲艺术，不从他们开始，因为他们‘崇洋’。我从另一个途径，教外国人。开始教他们我们的民族音乐、戏剧、舞蹈。主要从‘文学’、音乐、舞蹈开始。”

  充和教的学生中，有博士、硕士，有学民族音乐，有学昆曲、学吹笛的，他们都很出色，让充和为之欣慰。充和后来写了两句诗：‘不须百战悬沙碛，自有笙歌扶梦归’，她说，“不需我一个人在那里苦战了。”

  充和对于昆曲，就像是对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状态。早期时她与夫君初到美国的窘境，鲜为人知。她卖掉了祖传的徽墨，进入大学图书馆做工，贷款置房，自种蔬菜，兼职赚取家用，自己爬树锯树枝，写信用废纸片的反面……直到生活渐渐好转，充和始终看淡生活，她对弟弟说：“我是抱定了‘十分冷淡、一曲微茫’过活。”最高兴的事就是有人跟她学昆曲。

  抗战结束那一年，充和回到苏州拙政园。颓废的园林，迎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他们来看昆曲，充和领衔表演《牡丹亭》，她扮杜丽娘。那一次，充和唱曲吐血。后来她到美国院校讲演，再次出现了旧症，她致信弟弟叙述情况“久不提笔写信，你不能想象我的身心如何忙，一台戏四十分钟，从场面起到一针一线，都是亲自顾到，戏演了后又是倒下。先是在演的前后病，胃一直疼，呕吐。可是上台并不吐。正如我在苏州义演六场时吐血（注：1946年拙政园演出，张充和出现了吐血）情形一样……这次的辛苦所得为何？这是常常自问的，也不能自答。反正爱好的东西不能用价钱买，也不计算时间与精力……”记得充和曾自己刻章一枚：“一生爱好是天然”。这是《牡丹亭》的词，是她演了一辈子的戏。

  水：流动的斯文

  身在苏州，发现很多人并不知道九如巷张家，对张充和也只是停留在唱曲的模糊概念。我一次次走进了张家，也走近了曾经接触过张充和的张家人。并有幸寻找到了张充和早期编辑的《中央日报》之《贡献》副刊，还找到了她发表在私立乐益女中刊物上的旧文，以及写于抗战前后的诗词。在与张寰和先生多次交流后，有幸写成两册《流动的斯文——合肥张家记事》。

  这本书的名字来自于张家的家庭刊物《水》，张充和多次为《水》封面题词，《水》从20世纪二十年代一直办到了今天，现在的主编为沈龙朱先生，张兆和与沈从文的长子。前段时间，我主动请缨，编辑了一期张寰和先生纪念特辑，深感一本家庭刊物编辑的劳累和琐碎，辛苦自不待言。《水》也见证着张家“和”字辈的老人一位一位地辞世，直到2003年秋，傅汉思去世。

  张允和的孙女周和庆去看望四姨奶奶充和。四姨奶奶的楼房简陋，布置朴素，楼道都是书籍和纸箱，墙壁上还有水渍印痕，一切都是那么陈旧，恍如梦境，这梦境一直持续到和庆离去，偌大的房子前有个瘦小的身影冲她轻轻地挥手……

  2004年秋，充和回到苏州小住多日，.那是她最后一次回家。她每天都住在九如巷老屋，凌晨三点钟起床练习书法，周孝华做好早饭喊她休息就餐。那一次，她还尝试着用桶在老井里打水。沧浪之水、太湖之水、城河之水，都令充和无比的怀念和眷恋。看她小时候办游泳证拍照，故意歪着脑袋瞪着眼睛，说这也是证件照。早期时她更是与继母、三姐兆和身着泳装跑进苏州城内河道游泳。

  张寰和先生曾回忆，说四姐腰包里有钱，常常请他和同学们一起出去玩，有一次带他去看西湖，看西溪的芦花飞雪，看西溪的土坝流水，真是至今难忘。1949年，四姐带着新婚的洋夫君回到苏州家中，尝一尝老井的水。周孝华说，当时家里担心洋人欺负四姐，就故意做了顿粉丝汤，看看他使筷子的样子，傅汉思一如既往的憨态可掬，令张家人全然放心。

  到北京沈龙朱家中，看他为四姨手绘的各个时期的画像，淡然如水，清雅似水。来日本之前还得知沈龙朱、沈虎雏兄弟将于9月受邀赴美，届时一定会去看看曾住在一起的四姨，四姨在他们的少年时光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只是这个遗憾也成为了永远。

  淡然一生里，她在乎什么？

  2011年，台湾诗人郑愁予去美国拜访张充和,两人不急不慢地聊着旧事、文学。充和说：“从十六岁起，我就是一个人了，我什么事都经过，抗战啊，什么困难啊，什么日子我都能过，我不大在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细细梳理一下，张充和女士在漫长而淡然的一生里，到底在乎过什么呢？

  我曾发现充和早期写作的一篇《晓雾》，记述的是她记忆里朦胧的母爱，像晨间的秋雾，淡淡的；深深的，像刻痕；又像是睡梦里无意中抚触的手。那是充和跟着叔祖母识修从合肥回到苏州小住几日，母亲陆英乘坐人力车送她，母女俩同乘一车，雾气袭来，母亲头上、脸上都是水汽，充和说她看不出来是雾水还是泪水……文章发表近三十年后，已为人母的充和从美国致信给大弟宗和，说无论如何自己都要和孩子们在一起，因为她深切体会到了母爱的意义，并说“（孩子）种种不听话、不怕冷，也是因为父母太保护了。我当初虽然无父母保护，却仍是不保重身体，原因是并无责任。现在有了孩子，觉得他们需要我，我病了他们怎么办，所以也就特别保重了。这似乎是天地生成的……（1961年8月1日）”

  2014年，央视摄制组拍摄张家故事，尤其是张充和的故事，在苏州拍完后，王导演后来赴美国拍摄。回来后，王导演说，拍摄的时候，充和的儿子一直陪着，很好地服侍充和，很是孝顺。由此不难理解，充和为何一直坚持留在美国生活，直到百年之后。

  总觉得，充和在乎的还有一样东西。

  曾在台湾师范学院任教的陶光饿殍台北后，人们发现他把自己的未刊诗集寄给了在美的张充和，汪曾祺撰文说陶光对充和倾心，但充和是无意的。当然，对充和倾心的也不止陶光一位。最近看陶光在出事前曾致信张家大弟宗和，每封信都提及“四姐”充和，说担心她在美国是否生活习惯，英文是否够用，还遗憾不能一起唱曲，并索要“四姐”联系方式，有心去美求职。

  陶光去后多年，充和每提每伤心，还对大弟宗和说了陶光的真实心声，并对他遭遇不测颇为忿忿。她的悼诗可谓一语中的、字字见心：“致命狷狂终不悔,与生哀怨未全埋。檐冰炉火从今歇,莫遣沉忧到夜台。”以充和在美国对周围朋友的仗义，如果与陶光同在一个城市，势必会施以援手，只是历史无法假设，徒留友谊尚在人间。

  漂流的青春，无意间的继承

  为了编辑张充和的文集，我前后去了一些地方，还特地去了合肥，根据张充和早期文中的描述，找到她幼时生活的地方龙门巷所在地，可惜故居已经拆除。还找到了她与信仰佛教的识修常去的明教寺，寺后有条小巷名为“西蝴蝶巷”。这些旧地，成为她随笔里的温馨素材，点点滴滴，汇成极富品味的哲理小品。

  “一曲潇湘云水过，见龙新水宝红茶。”这是抗战时期，流落云南呈贡时张充和的坦然。她生在黄浦江畔，再回到江淮之滨，母亲去世后才回到江南水城，没几年即南下北上，其间疯跑青岛海滨四处拍曲。抗战时，四处躲避，直到暂时偏居两江交汇地重庆。也就是在这座长江山城，充和的书法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也是在这里，让她遇到了书法老师沈尹默。也是在这里，成就了她的一幅颇具传奇性的《仕女图》。

  抗战胜利，张充和回到苏州，当掉首饰，书写校名，义务代课，复兴张家私立乐益女中，此时她的父亲校主已经去世多年。她自己的整个青春时代都是在漂流之中。只是流动的不只是水样年华，还有脉脉斯文。

  张充和总是会无意间继承一些什么。有段时间，在美国耶鲁大学访学的翻译家刘文飞去看充和，刘文飞是安徽人，且会合肥话，两人一对上乡音，顿时引来了充和的兴趣。“她向我打听合肥的变化，说出一些我从未听说过的街巷名称，但她提到的明教寺（俗称菱角台）我是知道的，我告诉她我上中学时这家寺庙曾变成一家五金厂，破败不堪，她闻之摇了摇头。她说她家当时就在寺庙附近，她常被寺庙中飘出的诵经声所诱惑，便跟着学唱。说到这里，她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唱了好几分钟。她吟唱的佛教诵经声让我震撼：震撼之一是，一位近百岁的老人竟有如此温润、纯净的嗓音，宛若天籁；震撼之二在于，常在佛教寺院听到录音机反复播放那枯燥诵经声的我，一直无知地以为佛教音乐难以称之为真正的音乐，但听充和先生吟唱她童年偷学到的诵经声，却顿时让我对佛教音乐刮目相看。”

  2004年秋，年过九十的张充和女士回到苏州，随身跟着海外昆曲社陈安娜、尹继芳等人，她此行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录制昆曲。录音地在苏州十全街，张充和早早地从九如巷过来，认真准备，为一个调子要琢磨好多次。但她工作时一点也不严肃，还经常逗笑大家。录音一录就是一整天，有时候还要加夜班录制。午饭是周孝华在家烧好，骑着黄鱼车从九如巷送过来。如今，这批录音称为昆曲传承人最重要的依据之一，也是昆曲爱好者欣赏昆曲原音的必听曲目之一。

  与济慈：不经意间的结缘

  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看不少人撰文称充和此句名言来自于济慈的墓志铭:“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令人惊喜的是，充和早期就读过济慈，而且还译过有关济慈的诗论，写作者正是来自西方的“东方学者”小泉八云。一位西方先生，因缘巧合，最终落户在了东方成就了他的文学梦想；一位东方女子，嫁于西人，最终在美利坚成就了她的国学传承；历史上的文字结缘，恐怕都是不经意间的意外吧。

  译作之中时常透露出充和的一贯的语气和一贯的同情之心，如“济慈写诗时很早，在一八一七年第一次出诗集时，他还是个孩子。他有一点点钱，这点钱够他生活，因此他能免于冻饿，这冻饿的困苦，是无宽裕经济而想从事文学者所不免的……”

  张充和到美国后不久，曾给弟弟写信说有人要买她的画作，但她无意在画中有所追求，只想更多地发展书法，她说，我渴不着，饿不着，还有丈夫养我，因此可以专心练习书法。译作也有“济慈是一个管马房的儿子”，出身不好，经济窘迫，但却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理想，这一点，是否曾经打动了张充和？

  她自己同样是固执的，她崇古却又尽力争取进入现代学院的机会。她可能明知道自己考取北大无望，但她还是敢于去坚持，去争取，并得到了意外的收获；她在1932年的作文里即表达对幼时陪伴自己的仆人的儿子友情，希望他们之间打破庸俗的身份阶级，成为纯粹的伙伴和朋友；她对追求光明的庵堂里的瞎子尼姑，她对管马房并出租马匹供她骑行晨练的老人，她对敢于追求真爱的女仆，都是抱着非常的、久远的同情之心，这种种的同情之心，时时表现在这篇译作里。这同情里充满着支持，充满着爱意，也充满着对自己理想主义的肯定和自励，很想知道，张充和当初第一次读到济慈的诗，读到小泉八云笔下的济慈会是怎样的心情？

  6月19日，接到在美国的尹继芳（充和昆曲助理）、凌宏（元和的女儿）给我的邮件，都提到了充和的后事，说：“她儿子女儿已决定不办传统式的追悼会，没有大殓和瞻仰遗容。昨天下午殡仪馆已将遗体带走，今天儿子女儿去办手续、缴费，明天火化。一个月后在耶鲁大学办纪念会。”

  一切的一切，让我还是想到了济慈生前自撰的墓志铭：这里长眠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

  是的，她的名字已经写在了水上。

  6月18日-6月20日 于日本广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