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罗米：文学翻译，让罗马尼亚人走进一个美好的中文世界_国际汉学研究—

白罗米：文学翻译，让罗马尼亚人走进一个美好的中文世界

来源:中国文化译研网作者:王娱时间:2021-05-20 19:55

会员简介

白罗米，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资深会员、罗马尼亚翻译家、汉学家、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曾5次赴华参加汉语研修班，致力于汉语教学研究，翻译出版了多部中国文学作品，主要译作有《荀子》《庄子》等。

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伊丽莎白女王大道上，有一处建于1857—1866年的多层旧建筑群，这是孕育滋养了几代罗马尼亚汉学家的布加勒斯特大学，也是如今已声名斐然于东欧汉学界、荣获 2018 年第 12 届中华图书贡献奖的白罗米（Luminita Rodica Balan）教授汉学之路的起点。

若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白罗米教授对汉学的坚守，“ 信仰” 一词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白罗米教授七岁开始学习汉语，那时是 1972 年，在当时的罗马尼亚，无论对于孩子还是成人，汉语都是一门罕见的语言。在被询问到初学汉语的契机时，白罗米教授是这样回忆的：“ 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开设了汉语课，这使得我有机会学习几年汉语。当然，我小时候学的不多，但从那时起就已经被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吸引住了。我父母发现我那么喜欢学习汉语，就鼓励我继续学下去，还给我找了家教，尽可能地支持我，他们一直认为我学好汉语就会有前途，可以成为很好的翻译家。可以说，我从小就有这份心愿，希望长大后能去阅读更多富有魅力的中国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通过翻译让更多的罗马尼亚人走进一个遥远而美好的中文世界。” 学好汉语由此成为她的一种前进动力，她不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践行这个认知，也这样启迪着自己的学生。
1983 年，白罗米考入了布加勒斯特大学，她之所以选择这所高校不仅是因为它是罗马尼亚最好的大学，更重要的是，在当时只有这所大学有中文系。1987年白罗米本科毕业。1990 年起，她开始在布加勒斯特大学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并于1992年至1993年到北京语言大学进修。1997年，白罗米获得了北京大学博士学位，拿到博士学位后她继续在布加勒斯特大学教书。

如今，白罗米教授已是东欧地区著名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思想经典的翻译家之一，也是与中国政法大学共建的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的罗方院长，同时还是布加勒斯特大学外语学院东方语言系汉语专业教授，主要教授现代汉语语法、中国文化、翻译、中国文字的演变等课程。对于一位大学教授而言，备课、讲课、写论文、参加国内外的学术讨论会以及大学所需的管理工作等，都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尽管如此，白罗米教授在翻译上下的功夫仍旧很多。她已出版的译著包括《荀子》（2004）、《庄子》（2009）、《天堂蒜薹之歌》（2013）、《酒国》（2014）、《怀抱鲜花的女人》（2016）、《许三观卖血记》（2017）、《棋王》（2018），以及最近刚翻译完即将出版的《我不是潘金莲》。

从文学到文化：通过翻译了解一个国度

罗马尼亚第一代汉学家罗明曾说，“ 罗马尼亚对中国、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兴趣， 是一种认识的兴趣，认识我们国家以外的一个世界，认识一种通过各种信息引起全世界关注的文明 ”，白罗米教授对中国与中国文学的兴趣同样来源于此。她说，因为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汉语，所以她自童年时代起就接触了许多中国文学作品，《西游记》便是她小时候最喜欢看的中国神话故事。然而，直到上大学，白罗米才有机会开始广泛阅读中国各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她在早期因工作需要，主要还是致力于汉语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曾翻译出版过《现代汉语及中国文字的规范化》（1999）、《现代汉语词汇》（2002）、《现代汉语课本》（2002）以及《中国语言学》（2005）等著作与教程。虽没有开始专门研究文学，但阅读文学作品却是她最重要的爱好之一。关于阅读喜好与选择作品翻译这个问题，白罗米教授解释道，自己最喜欢的是先锋派作家的作品、寻根文学作品，还有那些魔幻现实主义作品：“ 我特别喜欢读那些将中国历史、民间故事和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的文学作品，这些也是我选择翻译作品的一个参考要素。”
白罗米教授认为，几十年前，罗马尼亚人就已经形成阅读中国古典文学的习惯，这从《红楼梦》《水浒传》等经典作品被翻译为罗马尼亚语便可以得见，这些小说让罗马尼亚读者对中国文学产生兴趣并对他们了解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现在，罗马尼亚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兴趣和阅读需求变得越来越大，因此，翻译就变得尤为迫切。白罗米教授很喜欢莫言的作品，她提到，“我作为译者，经常有机会参加各种文学座谈会或者新书发布会。因为这样，我接触到了很多文学批评家，也有机会和普通读者交流。谈到中国文学时，我发现受罗马尼亚读者接受程度最高的是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这确实是一部非常精彩的文学作品。我认为那么多读者喜欢这部小说的主要原因是可以借之更好地了解中国历史的一个时段。另外，他们也是被小说叙事艺术吸引住了。” 说到这里，白罗米教授也提及，可能是因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时代的农民生活与中国前一时期的乡土生活十分相似，因此当莫言在小说中揭示了自己家乡人的生活经历与感受时，就会让读者感觉到他们与小说里的村民们想象性地生活在了一起，有一种 “ 同呼吸，共命运 ” 的内心呼应，这或许也是莫言的作品能在罗马尼亚读者中深受欢迎的原因。

在翻译《怀抱鲜花的女人》时，白罗米教授的右手不幸骨折，她曾在另一篇访谈中提到：“ 当时我的手非常疼，不能动，因此有很多不便。但是，这反而让我感觉很好，因为人们不再来打扰我，这样我就可以休息，可以安心读书。我读过莫言所有的短篇小说，都非常喜欢，但是不得不忍痛割爱，选出十篇短篇小说编成这本书。我自己深有体会，在我右手骨折期间的痛苦和不便，反而让我成倍地感受到文学带来的美和力量，也让我更能体会莫言小说的精妙。”
在被询问到翻译的具体过程时，白罗米教授十分乐于分享自己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自己的应对方式，她说道：“ 就翻译中国古典著作而言，我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怎样才能通过翻译把这些著作的一些概念和关键术语移植到自己的文化中来。这样的文化移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程序，因为罗马尼亚文化中没有类似于中国的哲学思想，也没有类似的观念和概念，因此难以找出适当的、不致引起不了解文化背景的读者误解的对应。在这样的情况下，译者就要在对西方的文化观念进行不断阐释和过滤的同时，加以翻译和编辑。比如，我翻译《荀子》时，就发现在儒家思维模式中的很多概念，如 ‘ 让 ’‘ 分 ’ 以及 ‘ 仁 ’‘ 敬 ’‘ 孝 ’‘ 慈 ’‘ 信 ’ 等基本观念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它们由此构成一种系统而复杂的网络，这些关键术语含义非常丰富，也难以在上下文的翻译中给出完整、确切的表意。因此，除了译文以外，我还需附上大量的注释，这些注释不仅涉及某些具体的历史知识、文化背景，更涉及对作者思想的介绍与评价。在注释中，还常常需要对典籍原有的思想贯通起来解说，以及对某一段或某一句何以要如此翻译等做出说明。”
在翻译中，对于如何将古典汉语转化为当代语言，进而达成两者的有效过渡，以及在此间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白罗米教授认为：“ 就我而言，由于要将古老的语言写成的复杂的哲学文本翻译成通俗易懂、明白畅晓的当代文本，我经常要处在一种充满挑战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已经预设性地要求我去找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表述风格，以便最终让口语化的表达占据上风，这很自然就会造成古典文本原有的严谨性、对称性、节奏感等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较长的、通常又很宽松的、充满口语风格的短语。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令人困惑的，但我又不得不这样去做。” 当然，对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就有所不同了，也不需要添加太多注脚，由此而会相应地减少翻译的难度以及时间和精力等。虽然在翻译当代作品如莫言的小说时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但白罗米教授就会通过咨询母语人士（比如通晓山东地区方言的人）来解决这些问题。面对许多方言语汇，她表示：“ 我并不总是急于在罗马尼亚语中去找这些方言的对应词，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我在罗马尼亚语中找不到类似的词语，我会放弃直译那些短语，而是写出中文词组的意思，但这种情况不会经常发生。一般来说，我还是会努力试图在罗马尼亚语中找出相关对应的词语。”
白罗米教授所遵循的翻译原则，也可用 “ 意义对等” 这一观念来表述之，她解释道，“尤金·奈达（Eugene A.Nida）在他的功能对等理论中提到过 ‘ 意义对等 ’ 概念，即翻译时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对应，而是要在两种语言间达成功能上的对等。翻译同艺术创作一样，翻译时译者会一直处在理解、消化原作精髓的过程中，但翻译与原作的差距却是必然存在的。这是因为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在客观上便存在着一些不同和差距。求同存异，把原文和翻译之间的差距减小，这是所有译者的理想。如果在罗马尼亚文中难以找到一个完全和中文对等的语汇来表达同样的内涵，我会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途径之一便是将来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即用罗马尼亚文中相应的、通俗化的词汇来直接说明或解释原文的内涵，以便让读者更容易接受。”
白罗米教授从2012年开始翻译第一部中国小说，即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然后几乎每年都翻译一部作品。“ 这几年来，我觉得一年比一年有更深的心得体会，我的翻译技巧也越来越纯熟。在翻译过程中，我总是会思考中文和罗马尼亚文的不同表达形式、逻辑思维和语言习惯，因此，翻译时经常需要增添一些词或短句，以便更准确地把原文所包含的意义表达出来。开始翻译文学作品的时候，我还不敢增添词汇或短句，后来逐渐意识到，若要弥补中文和罗马尼亚文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之间的沟壑，就必须做好转换的工作。近几年来，我更加真切地体会到，完成一个翻译项目必须要以罗马尼亚读者的角度去通读，对于那些读不通顺的语句，或者无法理解的表达，要尽量作出修订，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因此，我也一年比一年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了。” 正是白罗米教授的这份严谨，让越来越多罗马尼亚人能够更加准确、顺畅地去阅读中国文学，走进中国文化。

从接受到传承：通过汉学勾连两种文明

罗马尼亚是欧盟成员国之一，国境西边分别与匈牙利和塞尔维亚接壤，南边与保加利亚为邻，北边与东北则与乌克兰、摩尔多瓦接壤，东南毗邻黑海，也因此占据着连接中亚和欧洲的重要地理位置，是东南欧面积最大的国家。首都布加勒斯特是该地区最大的政治与文化中心。
中国与罗马尼亚的交流可谓源远流长，从 17 世纪开始，罗马尼亚在哲学、宗教、文学、历史等方面就已经对中国有所探索，特别是史料中记载的中罗两国交流第一人——18 世纪的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Nicolae Spataru Milescu），被誉为是罗马尼亚汉学的奠基人，他撰写的著作《中国记行》更是开启了罗马尼亚人民了解中国的第一扇窗户，也由此开创了中罗交往的先河。
然而罗马尼亚汉学的真正形成却相对较晚，正式起步要到 1950 年与中国互派留学生时算起。当时，在清华大学开设的以东欧留学生为主的中国语文进修班中就有三名留学生来自罗马尼亚，分别为第十一任罗马尼亚驻华大使罗明及其夫人（即著名的历史学家与汉学家萨安娜），以及后来成为布加勒斯特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第一任教师的江冬妮（托妮·拉迪安）。他们的来华，与当年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交流，以便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了解——这一宏大的理想有密切的关系，由此而诞生了罗马尼亚第一代汉学家。之后，通过文化交流协定，中罗两国于1956年分别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布加勒斯特大学开办了对方语的教学，通过国内外双渠道的培养，罗马尼亚汉学家队伍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得以形成并有了较快的发展。自1956年布加勒斯特大学正式开办中文专业至今，这所高校已培养出了400多名汉语人才，为中罗两国友好交往作出了重要贡献。
白罗米教授是布加勒斯特大学培养出的第三代罗马尼亚汉学家，她的导师弗洛伦蒂娜·维珊教授是布加勒斯特大学东方系中文部的第二代汉学家，曾在 2013 年获得汉语推广特别奖。除白罗米教授，维珊教授的学生还有塔蒂亚娜·西格尔、迪努· 卢卡等翻译家。因此，当谈到对她影响最大的学者时，白罗米教授毫不迟疑地提到了自己的导师维珊教授，“在研究中国文化和语言过程当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维珊老师，她是我第一个汉语老师，也是罗马尼亚最有名的汉学家，她到目前为止一直在支持我。”

白罗米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学在罗马尼亚的传播，她谈道，“ 我是1987年从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如今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中文系的老师和研究生在那时就制订并实施了一个翻译中国典籍的计划，其目的是为了推动在中国文化上有代表性的作品在罗马尼亚的传播。开始时，我们认为最能认识中国文化特征的方法应当是翻译古代典籍，因此便把翻译中国古代圣贤之书视为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的使命。老子、庄子和孔子的智慧成为我们翻译、介绍的重点，这在罗马尼亚引起了持久的关注，并逐渐形成一个研究方向。不过，最近十几年来我愈发意识到，文学也是一种认识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重要通道，罗马尼亚读者也需要了解当代中国。因此，我就开始寻找最受欢迎的当代作家的作品，并将它们翻译成罗马尼亚语。”
白罗米教授完成的翻译作品《我不是潘金莲》便是如此而来。她说道，“2017年我在北京的时候，有幸参加了刘震云和外国译者的一个座谈会。在听过作者对《我不是潘金莲》这部作品的介绍，以及各国译者分享他们翻译这部作品的经验后，我便被这部小说深深地吸引住了。我当时正在搜寻最新、最受欢迎的小说，所以马上就想到，一定得把它翻译成罗马尼亚语，让罗马尼亚读者了解这位中国作家。我从去年开始翻译这本书，虽已翻译完，但还需要一两个月从头到尾再看一遍，再修改。我觉得刘震云所讲的故事看似荒诞，但是也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的某些问题，他在小说里加入了一些传统元素，以传统文学中的公案题材作为小说的流行要素。另外，我也很喜欢里面富有表现力的语言，但这对译者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得想办法通过翻译将这种表现力移入罗马尼亚语中去。”
相较于以往艰苦的汉语学习环境，如今的罗马尼亚在汉语教学上已经完善了很多，白罗米教授对此感叹道：“ 我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学习汉语的，当时没有教材，也没有工具书，更不用说什么语言环境。不过，我不怕困难，我会利用每一次难得的机会尽可能多地学习汉语。” 也正因为如此，白罗米教授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上高中时就决定以后到布加勒斯特大学中文系学习汉语，将来成为汉语老师。她笑着说：“ 老师和同学们发现我那么认真，而且下决心去克服所有的困难学好汉语，都把我叫作‘ 小中国姑娘’。目前，学习汉语的罗马尼亚人已经有非常好的条件，有非常好的、非常漂亮的教材，也可以申请奖学金去中国进修。他们的机遇太多了！”
翻译确实是一项耗时耗力的工作，同时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但是对白罗米来说，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是她最大的乐趣。“ 中国人民教我，‘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这么多年来，作为汉学家和译者，我翻译了众多中国典籍和文学作品。作为孔子学院外方院长，我能够借助孔院这一良好的工作平台，在布加勒斯特和罗马尼亚其他大城市举办当代文学座谈会和研讨会、新书发布会和推介会，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图书在罗马尼亚的传播，增进了当地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罗中文化间的沟通。除了最近翻译的《我不是潘金莲》，我去年翻译的莫言短篇小说《一匹倒挂在杏树上的狼》，也终于在今年出版了，这让我感到特别高兴，充满了成就感。接下来，我还会有新的翻译计划，因为中国文学有那么多的优秀作品值得翻译，我会让更多的罗马尼亚人了解中国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