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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说红楼: 《红楼梦》的腰在何处?

一本书,一本小说,一本野史,会有腰吗?没听说过。咳,《红楼梦》就是有腰的。不然身为新红学派奠基人之一的红学泰斗不会向世人认罪说:

方维规:汉学家对汉语结构的早期思考

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在其论著《哲学社会学:思想变迁的全球理论》[1]中发展了关于哲学体系之形成的全球理论,他在该著导论中介绍了四种在哲学或社会学文献中为人熟知的体系理论:(一)思想创造思想;(二)个体创造思想;(三)文化的自我生成;(四)一切都是变动的,不可能具有明确轮廓和明确解释。柯林斯试图与这四种理论保持距离,并以哲学在亚洲和西方的具体历史发展来阐释自己的观点。本文涉及的主要是柯林斯所说的文化的自我生成理论。这一理论的出发点是,哲学产生于特定的文化场域,而文化场域具有句法标记,也就是不同语言的句式构造给不同文化打上了烙印。语言是所有认识论、本体论、逻辑思维得以产生的土壤,原因是句法决定了哲学表述的内容和形式。

大范甘迪

法规和发挥复合风管

董同龢:高本汉《诗经注释》译序

高本汉著《诗经注释》是利用语言学训解古书的一部名著,1960年由著名学者董同龢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但该书在中国大陆至今殊不易见,有感于此,中西书局日前重刊了该书。董同龢先生文亦是一篇名作,在诗经研究等方面深具启发意义,本报转刊于此,以飨读者。——

徐宝锋:余宝琳中国诗学研究的哲学路径和理论旨趣

余宝琳 (Pauline Yu, 1949-),现任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的主席,曾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并兼任文理学院院长。余宝琳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主修现代欧洲历史与文学且取得学士文凭,后来在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完成硕士及博士学位。她不仅深谙中、英、德、法四国语言和思想传统,而且在中国诗学问题研究方面能够自觉采用多种批评方法,以中西诗学对话为指归,在比较互鉴中别开生面,自成一家之言。余宝琳在中国古典诗歌、文学理论和比较诗学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黄卓越:后儒学之途:转向与谱系

大陆儒学自上世纪八十年代重新复炽以后,迅速成为知识界的一种言说主题与思想趣味,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与之相关,最值得回忆的事件有二,一是为儒学价值做出激烈声辩的“反激进主义”思潮,二是对“新儒学”的介引与探讨。以后者而言,最主要的意义还在于学理系脉上的补课,以便与历史及海外的研究进程相衔接,这也使大陆儒学能够以新的气象重新返回于创新性阐释的轨道。

张哲俊:吉川论友情诗始于曹魏

吉川幸次郎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大家,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的新的见解。建安文学不是他一生用力最多的部分,但他也写了不少论著。主要论著有《三国志实录 曹氏父子传》、《三国志实录 曹植兄弟》、《三国志实录跋》、《伊藤正文〈曹植〉跋》等。前两部论著采用了非常有趣的写法,将《三国志》的内容与《三国演义》、曹氏父子的诗歌结合,既像评传,又与评传不同。

黄卓越:儒家整体主义话语的后现代反思

儒学的整体主义思路由来已久,至现代新儒学而达其高峰。通过对传统儒学整体观的阐发及有意识地汲取西方古典哲学的本体论思想,新儒学建立了一套能够融合现代意识的新的整体主义论说构架。本文认真地探索了这种整体论话语建立的逻辑基础,并指出其向实践层面上演绎可能导致的一些偏差,尤其在全球多元对话的今天已经面临的严重危机。因此而以为儒学发展的下一思路应当是从对整体主义/本体论的舍弃入手,并借此而从新儒学中步出,趋向一更富包容性与广泛现实品格的当代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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